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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的内涵、测量及特征角度来看公民纳税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19-10-31 编辑:评论

税收合规的早期研究集中于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合规行为。最有代表性的是期望效用理论,即A-S模型(Allingham-Sandmo模型)。该模型将纳税人的合规决策视为不确定性下的纯经济决策,而没有考虑其中包含的道德判断。纳税人选择逃税以最大化预期效用。由于该模型的假设过于严格,因此无法说服实际的税收行为,这也促使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研究税收合规性。 Hahnemann首次将前景理论引入税收合规研究的框架,并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税收合规行为。这一理论突破不仅解决了以往税收合规理论研究的困惑,而且为个人税收决策过程中的预付款现象和框架效应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心理分析方法弥补了经济学的税收分析。符合问题。

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研究税收遵守情况,我们都必须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首先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衡量税收遵守情况?通常有现场调查方法,实验研究方法和问卷。 Clotfelter,Witte,Andereoni等。通过使用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退税评估程序(TCMP)获得的纳税人的实际合规数据作为因变量,分析了税后收入和边际税率。弹性。 Erich Kirchler等。使用澳大利亚税务局的实际评估数据来分析纳税人和税务人员共享对纳税人合作和税收合规的影响。 Plumley使用调查表研究了税收政策,税收管理(例如审计,定罪犯罪行为等)对纳税人自愿遵守的潜在影响。由于宏观税收备案数据不易获得,因此税收合规的心理学观点通常基于问卷或实验室方法。例如,Trivede等。在其他特征因素的控制下,通过实验室实验,测试了诸如道德推理,价值取向,风险偏好,审计,税收公平以及周围纳税人对税收合规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伊娃霍夫曼等。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纳税人的纳税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税收合规态度或合规倾向属于税收合规意识的范畴,这种研究暗示了以下逻辑:税收合规行为与税收合规意识是不可分割的,二者应具有正相关关系。那就是:存在什么样的税收合规行为。实际的合规行为数据不易获得,研究税收合规意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尤其是在中国。但是,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没有人清楚地定义税收合规意识,也没有制定税收合规意识测量量表。因此,有必要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为今后我国税收合规的深入定量研究提供基础支持。这就是本文的目的。

一,税收守法意识的内涵

人的行为受一定的意识支配,人的意识决定人的行为。意识包括知觉意识和理性意识。知觉意识通常反映出人们对问题的直觉,并反映出人们的情感。理性意识直接反映人的选择或对与错的判断,可以直接反映人的价值观。税收合规性恰恰是人们是否应该遵守税法及其相关法规的感性直觉和理性判断。它反映了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态度和态度,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税收的认识,理解和态度上。税收合规意识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纳税人的主观地位,自存在价值以及自负权利和义务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对税法的一种理性认识,认识和自觉。法律规定。这是税收合规的三个层次。对税法的理性理解是纳税合规意识的基础。税法的承认和信仰是税收合规意识的核心。税法的积极精神是税收守法意识的客观体现。这三个层次的税收合规性是有机联系的和不可分割的。

因此,本文对税收合规意识的定义如下:税收合规意识是指社会主体(公民,企业或社会)基于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税收法律,税收征收和管理法规以及税收法律现象的理解。感知,情感,理解态度,意愿和意志的总称。税收合规意识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税收合规意识的主体是公民。税收合规意识的对象是各种税收合规的税法现象。税收合规意识和税收合规行为必须加以区别和联系。前者是一种主观的税收合规性,它衡量了纳税人对税法遵守情况的了解,自愿性和合规程度,而后者是一种客观的税收合规性,它衡量了实际税收合规的结果。现有研究表明,税收合规意识是税收合规的心理因素,最重要的有两个:税收伦理和两党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税收道德基于一些纳税人提出的诚实征税的个人征税概念。没有逃税和逃税行为。纳税人的税收优惠和纳税意愿取决于纳税人的自然态度。由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模型不能解释高水平的税收遵从性,因此许多学者引入了税收伦理来解释这种高水平的税收遵从性。一些外国学者使用经验方法来研究税收伦理。例如,豪尔赫(Jorge)使用调查数据来分析1981年至2000年期间西班牙公民的税收道德。

税收心理契约是公民税收合规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改善税收合同的精神将大大有助于税收合规。费尔德建议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平等,尊重和诚实,从而在两方之间形成一种心理契约关系。税收合同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合同,即公众按照税收合同履行纳税义务,政府根据纳税人的要求提供公共物品。长期以来,中国的税收契约精神相对缺乏,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税收契约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税收合同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并赋予纳税人充分的权利。个人与国家之间税收协定的内容包含合同的许多内容:人们为了更好地享受其其他自然权利而向国家纳税,并在其自然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共救济;征税还旨在最大程度地有效满足人们对国家的要求。

二,税收合规意识量表的编制

(1)规模测试题的准备与修订

首先,通过公开问卷调查,对15名在职普通公民,8名金融和税务专业教授以及10名税务代理人员进行了采访。访谈主题包括两个:“请描述一些您认为不符合税务规定的行为”,“作为公民,您认为符合税务规定的重点是什么?请举个例子。”其次,对访谈问卷中获得的关键信息进行归纳和归纳,并基于上述税收合规意识概念的基本概念和规模编制的基本原理,查阅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的税收合规意识评估量表,包含29个项目。

然后,请心理学家和税务管理专家调查和分析规模项目,并提出修改建议。

最后,使用初始评估量表对30多个主题进行了小规模的预调查,并根据参与者在预调查中反映的观点修改了某些项目的文本表示形式。正式调查所使用的量表使用前向和反向得分最终确定了22个主题,其中包含15个正向问题和7个反向题名。该比例尺使用7点比例尺。 “ 1”表示极端不同意,“ 7”表示极端不同意,“ 1”到“ 7”表示逐渐增加同意。在正式调查中,首先将调查表发送到北京,上海,广州,南昌等数十个城市,然后使用雪球采样法进行调查表调查。共收集问卷498份,其中有效问卷444份,有效率为89.1。 %。调查样本中,男性264例,占59.3%,女性181例,占40.7%;学生或退休人员14人,占3.2%,政府机构68人,占15.3%,员工345人。占77.5%,个体经营者18人,占4.0%;硕士以上学历学生106人,占23.8%,本科生226人,占50.8%,大学生87人,占19.6%,高中以上学历26人,占5.8%;学习过税法或会计知识的人为118人,占26.6%;未学习过税法的人为326人,占73.4%。

(II)数据分析

1.问卷调查项目

本文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项目进行筛选。首先,对每个项目的得分进行排序。然后,选择最高组25%和最低组25%的平均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项目的CR值达到显著水平(p<;0.05),则表示可以保留项目,否则将删除项目。根据筛选要求,采用spss16.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独立性检验。结果显示,问卷中第七题的cr值未达到显著水平,被删除。其余项目为21项。

2。cronbach_测试

根据丘吉尔(1979)、科利特尔(1993)和帕拉苏拉曼(1988)等学者的建议,删除所有的itom总相关系数lt;0.4,以及删除总表后cronbach_值增加的项目。利用spss软件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总表的cronbachα值为0.918。15项和21项s的项总相关值分别为0.344和0.362,其cronbach'sαif项删除值均为0.919,大于0.918。因此,删除了这两个项目,保留了其余19个项目。

三.探索性因素分析

444份有效问卷被随机分为两部分。首先,使用222份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余222份问卷用于确认性因素分析。根据统计要求,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涉及的所有数据必须首先通过中度测试,该测试通过球形度和KMO度量的Bartlett测试来实现,其中KMO值越高,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量表的其余主题进行了因果关系测试,KMO值为0.906,表明该量表非常适合因子分析。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分析该问题,消除了旋转后因子小于0.4或两个因子的载荷值大于0.4的问题。根据筛选标准和SPSS结果,删除了问题6,问题9和问题11,其余16个主题构成了最终的《公民税收合规意识量表》。为了检验量表的结构有效性,再次分析了其余因素。结果表明,这四个因素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积贡献率为67.25%。

4.验证性因素分析

使用AMOS 17.0统计软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222个正式测试的样品进行了分析。该分析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判断四因素模型的优缺点,二是通过将假设模型与零假设模型进行比较来判断模型的绝对拟合状态;另一个是比较本研究中的四因素模型和竞争模型的优缺点。对于同一批数据,有许多拟合模型。建模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拟合模型(Bryne,1998)。首先,测试了三因素模型的绝对概念有效性。该模型的有效性主要由三种指标决定:绝对拟合指数包括X2(越小越好),X2/df(≤3理想;≤5可接受),RMSEA(≤0.05理想)。 <0.08可接受),GFI(> 0.9),AGFI(> 0.9),相对拟合指数NNFI(> 0.05理想; <0.08可接受)。 9),CFI(≥0.9)和IFI(≥0.9),简洁的拟合指数包括PNFI(≥0.5)和PGFI(≥0.5)。从表2中可以看出,四因素模型与三指标模型和五因素模型更符合测试指标,这表明我们之前构建的四因素模型具有更好的概念有效性。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每个因子的因子负荷及其维数均大于0.78,这进一步表明四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构造效度。

中国公民税收合规意识的基本特征

利用以上研究获得的四因素测量量表和444份有效问卷数据,并通过SPSS软件进行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公民的税收合规意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中国公民的税收合规意识处于中等水平。

统计结果表明,公民的税收守法意识分为5.18分(最高分为7分),得分大于6.0的有109人,占24.5%;得分大于5.0的有269人,占60.6。 %,表明中国公民的税收合规意识处于中高级水平,这与安提夫和王海勇(2009)关于企业主观税收合规性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2)中国公民的税收合规意识更倾向于防御性合规

从子维度的数据来看,税收道德,心理契约,威慑和合规趋势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40、5.06、5.50和4.75,而威慑得分最高,合规趋势分数最低。这表明,尽管中国公民认为每个人都应根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纳税(税收道德得分较高),但基于“经纪人”的自利立场,自愿自愿遵守的态度不是积极的(遵守的倾向很低)最后,只有受到严厉的征税措施和逃税的纪律效果压力(最高的威慑力)的驱使,才显示出高度的遵守税收意识,这符合具有防御守约的基本特征。

(3)女性公民的税收守法意识明显高于男性,学习过税法或会计知识的公民比未学习过税法的公民具有更高的税法意识。

对独立样本t检验的分析表明,女性公民的税收合规意识(5.36±1.03)明显高于男性(5.04±1.04),尤其是税收契约维度的差异(女性得分为5.32±1.34,男性得分为4.89)。 ±1.52);学习过税法或会计知识的公民比未学习过税法的公民(5.04±1.02)拥有更高的税法遵守意识(5.32±1.05),这表明对税法知识的普及和普及可以提高公民的税法遵守意识。这是有益的。继续使用方差分析法分析发现,不同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间在税收合规意识方面没有显着差异。

四,结论

(1)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确认性因素分析,得出中国公民税收合规意识的测度量表。该量表包括16个项目和4个维度,分别是税收道德,心理契约,威慑和遵循意图。其中,税收伦理反映了纳税人的“自然”税收动机和纳税意愿,以及对税收法规的自觉认同,这是税收合规意识的基础。心理契约和税收威慑从维度和心理层面反映了纳税人。在正确认识主体的地位,自身存在的价值以及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对税法的理性认识,是税收合规意识的核心。合规意图反映了纳税人基于税法的理性认识和综合。基于经济利益的自我意识的自觉精神是一种愿意将税收合规付诸实践的态度。这是税收合规的客观体现。这也从经验分析的角度验证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三个层次的税收合规意识的理论分析。经过测试,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为今后对税收合规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

(2)中国公民的纳税遵从意识总体上处于中高水平,但更倾向于防御性遵从。这也从实证的角度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为了提高纳税人的实际纳税遵从性,严厉的税收征管和精细化的税收管理仍然是必要的。此外,女性公民的纳税遵从意识显著高于男性,学习过税收或会计知识的公民纳税遵从意识显著高于未学习过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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