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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里·安德森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Ring | 日期:2013-01-31  来源:阅读时间
    关于中国的著作,无论通俗或学术,都还在轰炸书市。在这块欣欣向荣的出版领域,有一类书可命名为“在西方的注视下”(来自康拉德的一部小说名字——观察者网注)。其中大部分内容看上去是关于中国的——中国人或中国话题——但决定其眼光的坐标系却是美国。这些书的作者通常是公职人员,他们内心总是埋藏着一个问题:“中国内部有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好处?”与其说这些人是在研究“中国学”,不如说是在搞“中美学”(Sino-Americana)。傅高义写的邓小平传记便是一例。傅高义离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后(他已向读者保证,该书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审查),便安心呆在哈佛。哈佛校内刊物称赞《邓小平时代》是“杰出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

    该书洋洋洒洒850页,从形式上说,有两点错位。傅高义解释该书的写作动机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关键性发展动向”,显然,他想面对普通大众说话。但过于繁杂的细节堆砌会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无论卖出多少册,恐怕很少有读者会把整本书读完。另一个更严重的错位是作者与其写作主题。抛开臧否人物,传记从性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历史想象力的磨练。然而,傅高义接受的学术训练是社会学,从思维方法来看,他的确也就是个社会学家。呈现出来的结果便是广度有余、深度不足。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夹杂着傅高义的个人倾向。往好里说,他本质上是一个“歌颂者”。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赞扬“日本处理基本问题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后工业国家都要更优秀”,这本书令他名声雀起。他对日本人说,你们对自己的成就过于谦虚了。日本人理应意识到他们的体制优越性,他们“毋庸置疑名列第一”,同时美国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好好清理本国的家务事。泡沫经济破碎后,该书自然归入了清仓处理的廉价书。但在当时,傅高义的吹捧让该书销量激增。后来,他又转战韩国,以同样的热情撰写了《朴正熙时代》,他说朴正熙是“20世纪最优秀的4位国家领袖之一”,成功地实现了韩国的现代化。在傅高义的万神殿里,朴正熙身旁坐着邓小平。



    傅高义关于这位元首的描述以如下问句结尾:“20世纪还有其他领导人改善了这么多人的生活吗?”《邓小平时代》是不知羞耻的谄媚,其中穿插着为了吸引国内读者眼球的姿态性评语。“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在某个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英尺……”,类似笔调不胜枚举。所幸的是,针对邓小平的家人、朋友的采访弥补了没见过传主的遗憾。许多别致的采访反映了这位大家长的一生。该书还包括许多中共的官方材料,以及太平洋两岸的众多官员访谈。结果便成了某种辩护词,个人美德的标准似乎不像是在中国的执政履历,而是他如何安抚美国人的心灵。

    因此,傅高义在将近900页的书中花了仅仅30页篇幅描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经历。这种缩略方法从历史角度看很奇怪,但却完全符合作者的逻辑。邓小平漫长的革命者生涯——隐忍刚毅、历经起义与内战的磨难、在毛泽东领导下创立新中国——对于华府的决策层和智囊团有何干系呢?只有把邓小平抽离历史,将他置于“文革受害者重返市场经济”的位置,傅高义的故事才能讲得下去。傅高义缺乏传记作者所必需的刻画人物的才能,他自然就没有兴趣去描述传主的历史背景。

    结果呈现出来的人物肖像还不如共产党的档案资料来得生动。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归入无可指摘的家庭生活掌故一类。每当傅高义要处理传记中其他人物(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的共事者)的时候,他采用的就是档案管理员的手法,把官方履历(选择性地)粘贴到杂乱无章的文末附录。我们用威廉·陶布曼关于赫鲁晓夫的传记(2004年获得普利策奖——观察者网注)作比较便可发现,傅高义的这本书相形见绌。威廉·陶布曼在写作之初,比傅高义更加清楚地表露了对于传主与美国关系的关注,但是,陶布曼对赫鲁晓夫这个人物更加投入,他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最终拿出了一部非常生动、有洞见的传记——比傅高义呆板的石碑像高出不知多少倍。

    毛泽东逝世后,傅高义便可放心大胆地讲他那一套故事。不过,即便这样,还是存在可耻的写作错位。该书描述1977-79年(邓小平逐步掌握最高权力阶段)的篇幅与1979-89年的篇幅(经济改革时期)一样多。一般来说,1979-89年是他执政的主要成就,读者可能会期望在傅高义的颂词中予以重视。但这只占全书24章的3章。如果说,这段时期在经济史中的地位仍有待讨论,那么这至少可以说明,邓小平不是这段时期国内大变局的发起者。邓小平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有限。他最关心的是科学事业。邓小平认为,中国如果想要利用科学成果,那就必须摆脱毛泽东时代末期中国的孤立地位。这当然正是傅高义的兴趣所在。在他眼中,邓小平最大的成就不是农业改革(1980年代对中国人好处最大的变革),而是对外开放政策。“开放”这个词,恰恰是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在美国政府征服菲律宾后对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或者用傅高义的陈词滥调来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了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组织、全球贸易、金融、各国人民交往的积极参与者。”他心满意足地地写道,“邓小平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彻底程度远远超过印度、俄罗斯或巴西等国领导人。“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中最为荣耀的是邓小平访美之旅,这一章的篇幅是1977-79年的几章中最长的。

    最能体现傅高义彬彬有礼的笔法的地方是,他删去了审判“四人帮”的情节。那可是1980-81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取而代之的文字则是5页关于1974年初(当时毛泽东还健在)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的“历史性”演讲——虽然没有多少人记得。其中描写的重要情节包括,邓小平在纽约买了一个可以“哭闹、吮吸和撒尿的玩偶”,他带着这个玩具和200个羊角面包回家后引发了“一场轰动”。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傅高义的礼节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傅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应对。那些学生认为,“相较未受过教育的企业家,学生们的经济收入与其能力、贡献不成正比”,他们内心希望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年轻的演讲家们属于“温室里的花朵”,没多少阅历,“与代表其他学生的政治领袖谈判时,没有什么根底”。更为明智的外国记者逐渐意识到,广场上的大多数人“不懂得何谓民主、自由,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实现。”因此,邓小平感到必须要把这些不知感恩的“改革开放与和平稳定”的受益者们压下去。

    对傅高义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邓小平的形象完好无损。理解邓小平形象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转到基辛格的《论中国》,该书“力图阐释中国人思考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邓问题的思维方式。”基辛格把中国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法比作围棋,西方人的方法比作国际象棋,他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讲起,然后跳到冷战时期的毛泽东,然后便是耳熟能详的1970年代初他本人在北京参与的中美“准联盟“。他解释道,自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他去过中国50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关系亲睦,但自他与毛泽东对话以后,他与这些后继者的对话逐渐变得乏善可陈。毛主席待他如“哲学家朋友”。邓小平接待他的级别没那么高,下一代领导人则更低。

    基辛格受到邓小平接待的级别虽然降低了,但他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对于“冷战转折点”和“中美战略合作制高点”的贡献。这指的是什么呢?1979年中越战争(即我“对越自卫反击战”——观察者网注)。傅高义与基辛格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赞扬邓小平坚决阻止越南与苏联合作制衡中国、侵略泰国、建立河内主导权的企图。傅高义意识到,并非邓小平所有的同事都支持这次行动,毕竟这不是一次完美的军事胜利。他花了8个章节、共150页把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掩护过程与对越战争分隔开来。东南亚之旅两个月过后是更为重要的访美之行,这两次外交被视为深谋远虑的执政者的胜利,获得外界广泛关注。而那次军事行动的篇幅不及外交斡旋的一半。这种写法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在此事中的形象:邓小平在华盛顿特区获得美国支持,回国5天之后便开战了。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尽可能方便地掩盖邓小平造成的人员损伤。这一节的结语,傅高义同样是引用了他人来作为辩护。此次战争的热烈支持者李光耀向世界宣布:“我相信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历史。”傅高义关于中越战争的描述就像是一位民主党前官员。他小心谨慎地免去卡特总统默许开战的责任。基辛格作为共和党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傅高义当过他的下属),可以表现得更为直率。邓小平的高超手段需要美国的“道义支持”。“我们不能在明显的军事侵略问题上与中国正式合谋。”布热津斯基解释道。基辛格的评价更为干脆:“非正式合谋则是另一回事。”

    基辛格反复提及的“中美合作最高点”应该做何评价?军事上,这是一次大溃败。邓小平派出11支军队,约45万人,相当于1950年鸭绿江上对抗美国人的规模,来打击中国人口二十分之一的国家。用军事史学者欧道得(Edward O’Dowd)的话来说,“在朝鲜战争当中,一支类似规模的解放军可在24小时内突破更强大的防御,而面对人数更少的越南人则两周的进展尚不及此。”政治上,强迫越南撤出柬埔寨、让波尔布特重新执政的计划则彻底失败。邓小平对自己未能坚持打完对越战争而感到遗憾,虽然他的军队遭受了重创。

    与他一道支持世界上最残忍的政权余孽侵扰泰缅边境、并保住其联合国席位的,是美国人。傅高义在他的书中几乎没有讲到波尔布特。基辛格毫不介意。“满腔热血”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华府为红色高棉提供了物质和外交支持。没错,“美国价值观遭遇了地缘政治现实的紧迫使命。”这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虚伪:卡特政府不得不在战略需要和道德准则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做出的判断是,为了最终实现道德理念,他们必须首先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这里所说的“斗争”对象是指苏联。当时,邓小平在对话中屡次批评美国人没有严肃对待莫斯科的威胁,他警告美国人,越南不是“另一个古巴”:越南计划征服泰国,为苏联红军开启东南亚的大门。他对苏联的敌意简直是约翰·柏奇会(美国一个保守的反共团体——观察者网注)的翻版。不论其态度真实与否,客观上他达到了目的。他希望说服美国,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将是美国冷战时代最可靠的盟友。毛泽东曾把他与尼克松的和睦关系比作另一个斯大林-希特勒协议——以其手下大将的形式——基辛格则是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时期的驻英大使,曾赴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观察者网注):拉拢第三方,以牵扯敌人的力量。邓小平的想法不止于此。他的目的是在战略上接受美国的霸权体系,以换取中国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和资本的空间。这是他打击越南真正不可言说的背后逻辑。美国还没从印度支那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替她教训教训更好的获取信任的方式?

    感情用事,精明算计,抑或是两者皆有,总之,邓小平当时的动机是连贯的。而三十年后对他当时在东南亚和美国发表的言论的学术研究,则是另一回事。对基辛格而言,那段历史不过是他自己大放光彩的舞台背景,可想而知,他自然会认为中国对越战争是对苏联的严重打击,并且是冷战胜利的重要一步。他负责斡旋、邓小平进一步巩固的中美关系与苏联解体无甚关系——但这不重要。无论基辛格有何种才华,其中肯定没有说实话这一项。傅高义自称学者,我们对他自然会有另一种期待。他对伟大领袖备战的奉承之辞不单是越南人对曼谷的想象、苏联人对东南亚等地的征服,还略去了美国人对波尔布特的援助和精神支持。这都是想要回避重点。基辛格关于卡特协助二十世纪下半叶最血腥的屠杀者之一(虽然不是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等地的规模相对较小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描述与傅高义有些相像:以学术的面貌实施非正式合谋。

    邓小平的人物形象更加不稳定、暴躁和复杂。相比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他更为激进,同时也更为传统。他还没遇到真正适合他的传记作家。(《邓小平时代》翻译/朱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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