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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博物馆能展出一米长的恐龙蛋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19-12-17 编辑:人生语录

作者:洪炜资料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日期: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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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欺诈:被“上帝之手”摧毁的东西

假化石有巨大的市场空;挖掘和交易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这次假化石事件的采访中,虽然记者了解了很多信息,但他总觉得眼前似乎有一层无法去除的迷雾。 古生物学家邓涛看着他手中的照片,觉得很讽刺 这张照片展示了中国西北一个文化中心展出的古代生物标本。注解说它是一只六米长的恐龙。

奇妙的“拼图玩具”

这个所谓的恐龙标本是由超过N种哺乳动物的化石拼凑而成的。邓涛说:“从照片上,我们看不到恐龙骨骼。” “而且它拼凑的方法,还让人惊艳

这只“恐龙”的下颌骨实际上是某种哺乳动物的腿骨,上颌骨上有明显的条纹。可以看出,它是从肋骨“改造”出来的。 它细长的颈椎骨“组装”了来自不同物种和不同部位的哺乳动物化石碎片。

根据这种拼接方法,更不用说六米了,理论上甚至一公里或更长也是可能的。

这个模型被昵称为“十三个宗教”

这张照片被文化中心送到北京最专业的古生物学博物馆进行咨询,以使展览更加“美丽” 他们协商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而不是科学。邓涛和其他人对科学抱着忠诚的态度,拒绝了它。

这种“十三独立”的组合方法目前相当“笨拙”。 更多的“大师”以他们的“创造才能”和拼图游戏的形式扮演“上帝之手”的角色。

1999年,辽西的一个农民用一个聪明的拼图几乎无缝地将鸟“嫁接”到恐龙尾巴上。他报道了世界上最着名的恐龙专家。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达尔文理论的完美证据这是一只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古代鸟。

此后不久,古生物学家徐星等人在另一个当地农民的房子里发现了化石的另一半,“上帝之手”的“魔力”被揭开了。

古生物学家李淳对此有一个经典的评论:“中国是古生物学家的天堂,也是假化石的基地。” “

李淳从事古爬行动物研究已有多年,他的代表作是一只原始的“无壳”龟半翅目,于2008年《自然》出版。

说到他和这只乌龟的缘分,其实是从一个假货开始的

2002年,他碰巧看到一种形状奇怪的爬行动物“化石”。化石乍一看是假的,但物体的奇怪形状仍留在他的脑海中。“这块假化石应该有它的原型。他们拿它做了什么?”

直到几年后,他才发现了半壳海龟的真正化石,并想起了他突然意识到的那种奇怪的生物 在那之前,他看到的是半壳海龟的仿制品。

一位着名的古生物学专家告诉记者,澳大利亚、巴西和其他国家的化石管理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造假也时有发生,但不如中国化石经销商。

一位外国收藏家曾经含泪“抱怨”道:“我收集化石已经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骗我但我被骗了.真可惜!我建议你接受我的教训,永远不要相信中国化石。

据说在一个化石丰富、旅游丰富的地方,当地政府每年都会给优秀工匠颁发“工匠奖”。 这个奖项不仅授予着名的工匠,如擅长刺绣的刺绣妇女,还授予“模仿古化石”的大师

做假确实是一项高超的技能。问题是它是否应该得到官方的奖励,但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揭示了一个现实,即假化石空

一夜成名,一夜致富

目前,被国内外媒体大肆宣传的“猎豹事件”是一部揭示化石欺诈事件背后诱惑的“现场剧”。

邓涛本与此事无关。作为古代哺乳动物的专家,他意外地卷入其中

两年多前,邓涛收到美国杂志《科学时报》的邀请,就一篇即将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的关于古猎豹研究的重要论文发表评论。

从化石照片可以看出,50%的头骨是用石膏修复的,修复后的部分缺乏形状基础。 严格来说,修复后的头骨与其说是标本,不如说是模型。

报纸甚至宣称:“这是一个几乎完整的样本。” “许多研究和结论甚至基于石膏

论文的作者签署了克里斯蒂安森和马扎克 马扎克是上海科技馆的技术员。他的真名是黄煌 马扎克是他的化名。这个名字的原主人是一位去世的世界上最权威的猫科专家。

基于这个“头骨”,丹麦年轻学者克里斯蒂安森和黄煌“共同研究”并发表了猎豹的一个新品种科赫猎豹。

看到照片后,邓涛要求看标本,但被拒绝了。

几天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仍然发表了这篇有争议的论文 到目前为止,事件已经结束。没有见过原始化石的邓涛无法再对此发表评论,此事仍在学术界讨论之中。

然而,不久前,美国杂志《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记者以《科学》为题披露了此事。

在事件的过程中,邓涛学到了一个惊人的信息:文章的第一作者也是通信作者克里斯蒂安森本人,他没有见过原始化石,他的研究是基于照片。

当黄煌一开始得到这块猎豹化石时,他把照片发给了许多国际知名的猫科专家进行合作研究。 然而,由于谨慎或其他原因,大多数学者没有回复。

Christiansen是一位年轻的丹麦学者,他接手研究工作时没有看到原作,可能是出于对同行的信任和对假化石的“无知”。

克里斯蒂昂森(Christiansen)的态度很奇怪,因为杂志《篡改自然史:中国假化石之病》又重提旧事,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根据学术实践,通讯的作者应该回答关于论文的问题。 然而,在许多疑问中,克里斯蒂安森打破了惯例他保持沉默。

熟悉古生物学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一直在等待的领域,等待令人震惊的发现,等待达尔文的理论被一次又一次地验证 珍贵化石的出现可以让学者们一夜成名。

除了信任和“无知”,克里斯蒂安森可能没有经受住诱惑,也不谨慎?

在随后的提问中,黄煌解释了化石的来源,并从化石经销商那里买了下来。

于是,一个个古生物研究的天堂,也为化石贩子提供了一夜致富的机会,为人工拼接的化石提供了“出口”。

在进一步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更大的出口,正以更大的吞吐能力,消化着做工更为低劣的化石“产品”。

“饥饿”的博物馆

古盗鸟之所以可以蒙过国际顶级专家,因为它是一份巧夺天工的拼图游戏。复原的猎豹头骨,之所以让Christiansen动心,因为它从外形上看,符合生物结构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说,它们的制作者大体还称得上是高手,至少还有点“责任感”。

而更多的劣质化石产品,却一箱箱地向更大的市场流入。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城市斥巨资建造自然博物馆,以提升当地的文化形象。然而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建造一个博物馆和建造一家商业大楼,似乎并无差别。

在造价昂贵的“大房子”落成之时,李淳说,所谓的博物馆还没有足够的展品,有些竟然只是一所空房子。没有展品,就得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馆藏”。于是西方成熟的博物馆,历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完成的事,在中国被短时间内完成了。

收集馆藏,特别是短时间内收集,更需要行家的鼎力相助。目前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界的合格专家人数,不过五十余人,大多在中科院古脊椎所作着“象牙塔式”的研究,真正能“坐镇”博物馆的专家,屈指可数。

于是,类似“十三不靠”这样的产品,使大量地流入了博物馆的馆藏。

李淳给记者展示了一些照片,除了大量“十三不靠”外,更有一种仿制品,可以称之为“无中生有”:在一块完全空白的石头上,雕刻出一个生物形态,居然也称为“化石”。

有着这种工艺的支持,某些博物馆能展出一米长的恐龙蛋,也就“合情合理”了。

这种造假的利润空间有多大,邓涛讲了一个在辽西最常见的狼鳍鱼化石“变身”的故事。

在辽西,狼鳍鱼化石很常见,一条不过能卖上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任何一家化石品商店都存货充足。面对丰富的资源,化石贩子们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将资源“最大化”了。

他们把不值钱的狼鳍鱼化石,掐头去尾,只留中段,将多条鱼的中段有序地连接起来,美其名曰“蛇”。

尽管辽西是古生物多样性爆发地,蛇化石还从没人找到过。于是,只值几块钱的狼鳍鱼“联手变身”后,身价便猛涨到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这种低劣的“变身”手段,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们的构造,根本不符合生物的基本结构。化石真伪判定的真正利器是解剖学知识,而不是千变万化的造假工艺。”李淳解释说。

然而,就是这种低劣的仿制品,却千方百计、浩浩荡荡地流入了博物馆。据说,在某鱼龙产地,买方甚至可以向卖方“预定”鱼龙化石的尺寸。

有人也许会问,既然行家一眼能看出来,假化石何以“浩浩荡荡”地流入博物馆,他们不会找人鉴定吗?

李淳的一个亲身经历,让人感触颇多。

2010年,正在某地参加会议的李淳,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一家知名博物馆要征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邀请他去作鉴定。在辨别真伪上,李淳是有名的火眼金睛,他也常慷慨出手相助。

经历多了,他心里有数,于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以去鉴定,但这种交易,假化石居多,你们作好思想准备,别抱太大希望。”

两天后,约定时间的当天上午,他又接了博物馆电话,以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取消了约会。他猜测其中“有鬼”。

不久后,李淳从别处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令他颇为恼怒。原来卖方听说博物馆请了李淳作鉴定,便将他描绘成了这样一种人:李淳这人,不地道,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卖给你们的都是好东西,他肯定推说,是假的,你们肯定就不买了,然后他再自己买或者介绍其他博物馆。

后来的事情李淳不得而知,但是古生物的圈子就这么大,偶然的机会他又看到这批货中的部分化石照片,自然大部分是假的。

以往,李淳尽量不对研究领域以外的化石标本作公开评价,此次他告诉记者,仅就我国的三叠纪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而言,估计目前我国相关博物馆中,80%以上的藏品经过了业余工匠的“人为改变”。

“上帝之手”毁了什么?

近些年来,中国古生物学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年前,英国 《科学》 甚至用专辑的“奢华”版面,报道中国古生物学的成就,这在刊物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然而,在与学者们聊到化石管理与保护的话题上时,记者又总感到,他们有些话欲言又止。

此次采访接触到的所有研究人员,一致表示,假化石泛滥的现状,他们早就了然于胸,而该不该说的问题,却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他们。

年轻气盛的李淳,终于忍不住率先开炮了……

李淳自幼就是古生物爱好者,如愿以偿地从事了这个职业,他说,以前我也担心揭露出来,影响中国古生物学在国际上的声誉。但是,“家丑”就真能保住不“外扬”吗?

贵州是中国有名的化石富集地,李淳曾带几位外国专家到这里进行参观、考察。由于专业的关系,一行人自然而然地参观了当地对外公开展出的收藏机构。

“一进门,我就感到羞愧难当。”李淳说,“满眼低劣的假化石,在展台上得意洋洋地陈列着,仿佛在嘲笑参观者的智商。”

同行的两个瑞士人,本来一直说英语,进馆不久,就说起了母语。李淳说,我听不懂,但从语气、神情上看,鄙夷之态是藏不住的。

更让人尴尬的是,这种场面,不久后,以更大的规模重现了。

年前,在中国召开了一次某领域的国际古生物学会议,会址也选在了某化石产区。会议期间,主办方“骄傲”地组织与会者参观当地“博物馆”。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的假化石,在全球古生物学家面前,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尽管李淳根据以往的“经验”,事先提醒了主办方,但没有受到重视。再次置身这种场面,他如芒在背,中途从侧门溜出了会场。

他终于想明白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在这种丢人的场景面前,个人的荣誉算不了什么。

于是他站了出来向媒体爆了一剂猛料。“与其等别人揭穿,还不如自己坦白,至少我希望能通过这种行动向世界表示,中国还有一批古生物学者,脑子是明白的、人格是清白的。”

清白的人,还是无辜受到了牵连。此前几年,由于中国假化石泛滥,为了表明清白,很多学者会在论文中附上一段说明文字,表示化石的真实性。

这“表态”在前几年还是相当有用的,但是,就在假化石的报道3月初刚刚问世,徐星的一篇论文,就遇到了麻烦。徐星说,目前论文还没有明确被退稿。但审稿人提出的重要疑问之一,就是化石真伪的问题。

在当前的局面下,徐星恐怕是有口难辩,他无奈地对记者说:“我想过,那篇文章出来后,我们以后发表论文会遇到麻烦,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面对这种“委屈”,徐星没有更多的怨言。当记者在采访中追寻“上帝之手”毁了什么的疑问时,得出了与李淳同样的结论:在这种巨大的破坏面前,个人荣誉算得了什么?

中国古生物学界的声誉,或许可以通过清白的学者们不断地努力加以挽回,国家的荣誉或许可以通过几代人的诚实,再次被世界证实。而那些“不可再生”的珍贵化石,却大量地、永久地毁在了造假者手中。

从那张“十三不靠”的图片中,邓涛一望而知,这条“恐龙”的牙齿,是由犀牛的门齿锯短而成的。这类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是造假者的惯用手段。为了他们眼中的美观与价值,他们使出十八般武艺,动用十八般兵器,于是好端端的化石,被切割、被肢解、被丢失……

还有多少事欲说还休?

2011年1月1日,世界首个 《皇家科学院院刊》 在我国正式开始实施。

面对这个条例,大多数学者又是欲言又止……

专业挖掘、专业修理、专业研究、专业收藏与展出,是古生物保护的几个关键环节。然而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是专业队不敌游击队。

专业队打的是阵地战从带队专家,到各种技工,到经过初步培训的挖掘工,以及各种野外考察设施,现场修理、固定的装备,甚至安营扎寨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树大招风,这种阵地战招来各方关注,因此少不了与地方产生各种摩擦。挖掘出来的化石,很多不得不留在了地方,甚至“一块石头也带不走”。

而地方农民打的是游击战,规模小,偷偷摸摸,很难管理。尽管规模小,但人数众多,远远超出专业队,自然战绩“斐然”。

尽管对留在地方的化石,地方热情地表示,欢迎专家来研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

一块化石,在一位熟练的专业技工手中,也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修理完成,而且需要全套设备的支持。到当地去修,似乎不太现实。

同时,研究工作也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邓涛说,即使我不惜辛苦奔波,完成了研究工作,在写论文时,还是时不时地要再看一眼标本。为这一眼,再坐上飞机,往返花上几天的时间,成本太大了。

因此,那些留在地方的化石,几年后,大多依然原封未动。很多科研人员对记者坦言,他们宁愿征集优质的真化石来研究,挖掘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新出台的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支持了化石留在地方的惯例,研究者们对此没有再作评价。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对挖掘作了更详细的规定,有着一整套程序与惩罚办法。但一些人担心,管得了专业队,管得了游击队吗?

按 《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要求,提出挖掘申请时,要给出详细的挖掘计划,在从业者看来,这种规定,多少有点“外行”。

化石都在地下,不可知性很强,随着挖掘的进程,随时要进行修正、调整。按 《条例》 规定,这种修正和调整,可能会遭到罚款的处罚。而一个县级单位,一个没有古生物专业背景的部门,就可以拥有处罚的权力。

有人开玩笑说,以后我们拿着锤子上山,随便敲一块石头,就可能被罚款。

从学者们“欲言又止”中,记者只零星地“撬”出了他们的一点困惑。还是李淳,将矛头直指 《条例》 的“病根”。

在他看来,挖掘、修理、研究工作上的不便,或许可以找办法加以解决,对此学者们也大多抱着观望的态度。“而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根源问题, 《条例》 并没有解决。”

“古生物化石的价值是什么?”“如今的‘破坏’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认清这两个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保护。

“化石的价值甚至不是研究。”李淳说,“研究只是发掘这种价值的手段,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其所包含的远古生命信息,这有关地球、自然和人类,是科学、历史、艺术的组成部分。”

对这种信息的最大破坏,并不在挖掘上,尽管一些游击队,甚至“地方军”采取了破坏性挖掘的手段。而大多数挖掘,即使是盗挖,为了保证利益最大化,挖掘者也会“尽力”减少损失。

《条例》 保护的重点,在几个环节上:挖掘、交易、研究、收藏。李淳说,到了买卖、研究和收藏环节,化石已经成为“成品”,破坏行为已经完成。只要化石不出境,说到底也只是国内各方利益分配的问题。即使流向国外,也还是为人类保留了文化信息。

真正的破坏,出现在挖掘后、交易前,这正是化石贩子们的“上帝之手”大显神通的时候。化石中蕴涵的珍贵信息,也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大量丢失掉的。

撇开恶意造假不说,一个“诚实”的业余修理者,可以将专业技工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事,缩短到几天,其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李淳打了个比方说,眼下的“化石保护”,在某种意义上,像一次尴尬的“解救人质行动”,如果不能保全人质的生命,解救行动不能算是成功——无论你抓获了多少劫匪。

因此,李淳认为,从挖掘到交易之间的环节没有保护好,“就谈不上真正的保护”。

在采访中,记者总感觉似乎眼前有一层迷雾挥之不去。执着地追问之下,李淳只得承认,有些话他也不得不欲言又止。

他告诉记者,这其中还有更惊人的“故事”,他没有想好,该不该说出口……

记者手记

记者曾跟随专业队采访野外挖掘现场,亲历了从安营扎寨、现场挖掘,到拔营而去全过程。

最初一两天的兴奋感退去后,每天到挖掘现场,最大的感受就是枯燥。

七八个专家、技工,守着一个挖掘大坑,几天甚至看不到一点动静出现。

专业挖掘是极其缓慢、谨慎的,从现场几乎不会看见骨骼化石。专家们常指着外表平凡无奇的大石块,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这里可能有什么,那个可能是什么。但在记者这样的外行看来,全然不知所云。

拔营那天,考察队带着辎重、化石,冒险在没有路的荒野上连夜行进。本希望可以避开与地方的摩擦,却未能如愿。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不久前,记者又见到考察队成员,才知道那些大石块至今还留在当地。

有的挖掘,是为建立地质博物馆而进行的,挖掘时会让部分骨骼暴露出来,以供参观。然而在挖掘现场,仍然会感觉时间仿佛凝固住了,常常几天的时间,眼中总是那几块骨骼,深浅也毫无变化。

大量重要的工作,在记者目光之外,毫无“观赏价值”地进行着。

对地层信息的记录,是其中一种:记录下挖掘地反映出来的古环境、古地理、古气候信息、古环境变迁;记录下化石是如何埋藏的,与什么样的生物埋在一起等等信息,有助于掌握生物原始生存环境。了解他们是如果生存,如何死亡,如何埋藏的。这是化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化石中,我们看到的是生物信息,在地层中,我们看到的是生活信息。对像“恐龙是如何灭绝的”这类问题,没有生活信息的支持,是很难进行解答的。

游击队的挖掘现场记者没有亲眼见过,但几年前的一次采访,有幸目睹了地方军的“战场残局”,触目所及,令人惊心。为了尽快挖出下层更“值钱”的化石,他们公然用铲车,铲出了两人多深、几十米宽、上百米长的沟壑。被铲掉的富集化石层,在他们眼中不够“值钱”。

当双脚踩在满地躲也躲不开的鱼类、贝类、昆虫、植物的化石碎片上,环顾沟壑时的那种心痛,至今不能忘怀。

《条例》 (2011-3-25 A3 科学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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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关注我国科学家古生物学论文化石可靠性遭质疑事件

《科学》 刊文关注中国假化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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