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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理想与感性兼备

    Ring | 日期:2012-06-06  来源:阅读时间
    美国《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记者瑞凯德获得了一次惊喜:提问温家宝。

    “今年,在世界许多国家老百姓都将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在中国的老百姓才能够通过这种竞争性、直接性的选举选出他们的领导人呢?”在3月14日的总理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此次记者会时间长达182分钟,是历次时间最长的一次,共有14家媒体的记者提问。

    这位美国知名记者曾表示,“最想采访温家宝总理”,理由就是“想请他谈谈他的有关法治和政治改革的观点,就像他先前在深圳和接受CNN采访所说的那样。”

    而瑞凯德的高兴之处,不仅仅在这难得的1/14的机会。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上任伊始,就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提问者是该报总编唐尼。提问的问题中,同样关乎中国政改,比如“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否需要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今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还会有什么步骤?现在的直接选举,是否会从基层推进到乡镇?”



    10年前,温家宝的回答是:“我们在县、乡和不设区的市实行的是普选人民代表。在省和设区的市以至中央,实行间接选举。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展又不平衡,在现阶段不可能在高层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文化素质就不够。”

    这一次,针对瑞凯德的提问,温家宝的回答是:“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10年的首尾,接受同一家国外媒体采访,且提问问题接近,说明外媒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持续关注,而温家宝的回答,从“分析”到“表态”,则更显示其在10年之间,已形成了独特的“温氏风格”。

    其实,所谓“风格”,一般是指与同行或前任相比。对于温家宝而言,与前任总理朱 基相比,这种风格尤为鲜明。

    比如,在表明工作态度上,1997年朱镕基上任总理时,他的名言是,“要反腐败,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我已准备好一百口棺材,给贪官99口,也有我一口。”2003年3月温家宝首次以总理身份会见中外记者时,他的名言是,“在我当选以后,我心中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的工作态度。”

    一个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一个借诗咏志,发人深思。

    对此,复旦大学教授张涛甫在《新京报·评论周刊》撰文,将此归纳为“精度表达,感性政治”。

    “精度”体现在他发言的逻辑和修辞上,“感性”体现在他的借诗抒怀和温情政治上。

    对于前者,其效应很容易透过电视媒介这个传播平台被充分放大。所谓成也电视,败也电视。媒介性质决定,电视直播对于现场感的苛求,容不得发言者有半点疏忽。

    温家宝总理逻辑理性,修辞精准,用词妥帖,表达准确。记者会上,他有两个令人难忘的细节,第一是会看到他经常性地较长时间停顿,但不影响回答思路的前后连贯,条分缕析,剥茧抽丝,娓娓道来,充分展示逻辑的力量和语词的精度。第二,是他的眼睛容易给人以悲悯的情怀,这一点,是很容易为“电视政治”增色的。

    比如,在回答法新社记者针对在藏区发生了一些僧人自焚现象的提问时,他的回答坚定明确:“我们不赞成用这种极端的行动来干扰、破坏社会的和谐。年轻的僧人是无辜的,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沉痛。”既表示了官方的一贯立场,又不忘对生命的同情与悲悯,措辞得当,易引起共鸣。

    对于后者,诗歌是解读“温氏风格”的一个重要标签,一度让温家宝有“诗人总理”之誉。

    2010年下半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龙麟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厅副主任何长江曾将温总理在公开场合引用过的诗文结集出版,取名《温文尔雅》。

    在一度“敏感”的两岸关系上,温家宝数次用诗句来表明态度,给政治注入了感性和柔性的元素。比如,2003年,他引用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哀歌《望大陆》,表达“尽早恢复两岸的对话和谈判,争取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景。

    2004年,他以台湾诗人丘逢甲的28字诗《春愁》,“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道出对祖国的和平统一的期盼。

    2005年两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温家宝用“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同胞兄弟何不容?”的中国古话表明大陆对该部法律的立法用意。

    2011年他典出《汉书·武五子传》的“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回应两岸对推进ECFA后续谈判进程的关心。

    2012年,他借诗人林朝崧的诗句,“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表达对统一的信心与期待。

    香港学者蔡子强著有《新君主论》,分析“温氏风格”中的诗歌现象时,他认为:“把古诗加入说话中,这不单只是为了要显示自己的高尚优雅,自抬身价,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含蓄地说出一些不便讲得太‘露骨’的话,以免话说得太尽,自断外交上可供回旋的余地和空间。”

    当然,“温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在于“两会”记者招待会这个影响巨大的政治舞台,也在那些日常生活、尤其是紧急事件的表现。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温家宝亲临灾区现场的动情言行,2009年2月2日,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遭遇的“掷鞋”事件,均展现其感性形象。

    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201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第4版左下角,温家宝的名字被写成“温家室”。网传该报17人被处理。后《人民日报》辟谣:没有人被处理。“事后总理很快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错我看得出来,是五笔字型打错了,千万不要处理任何人。”

    在2012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不回避“吴英案”、“王立军案”等热点问题,主动提出增加提问机会,不“敷衍记者”,并且,打破了以往一直由中央主要媒体提问的惯例,首次给市场化媒体提供了一次提问机会,都尽显大国总理的风采。

    有评论认为,10年记者招待会,浓缩了中国步入新世纪后十年的快速发展步伐和改革转型阵痛,一问一答之间,不仅折射一个大国的十年变迁,也映衬总理心路历程,形成了独特的“温氏风格”。(文/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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