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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轶超:世界不公平不能妨碍我们拥有理想

    Ring | 日期:2013-07-29  来源:阅读时间

    救助管理站门口,问:“学校在这面吗?”看门人按开门钮,指一下大院底部右手那座小白楼,“二楼,几个孩子在的地方。”那是周日下午,久牵的教室正在上课。老师是个在投行工作的志愿者,江南女子,纤瘦,柔声细气,学生是8个七八岁大小的孩子,都有着红彤彤的脸蛋,他们的父母分别来自安徽、河南和江苏。

    那是一节班会,被称为“成长课”,上课的方式是讨论,本次讨论的主题是“我的家乡”。

    老师循循善诱,“大家来说家乡最好吃的东西。”

    小朋友说:“汤圆”、“饺子”、“面条”……

    “名胜古迹?”

    “农家乐。”

    “多久没回过家乡了?”

    答案是:两年、3年和6年。回答6年的,是个一直垂着头的七八岁男孩。

    “家乡让你印象深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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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第一排的两手背在身后的女班长抢着说,“是奶奶,她是最爱我的人”。第三个回答者是坐最右边的老是有小动作的男孩:“家乡有两个小姑,老是欺负我……”再往后,讨论的主题成了“在家乡,我最讨厌的人”。有人说是表妹,“抢东西,打人,奶奶还护着”;有人说是隔壁家二胖,“总是欺负我” ……

    张轶超说,这是一门正在摸索的课程,不完美,却重要。这位久牵学校的校长说:“这些民工子弟们最大的问题在于认同感”。他们所生活的城市不肯接纳他们,家乡又如此遥远。在张轶超的久牵,从2007年开始,每年暑假都会组织一批孩子回一次家乡。

    放牛班的孩子

    在复旦哲学系读书的时候,去江湾镇给蚕宝宝找桑叶,那时候的江湾还没变成高档社区,一片荒芜破败中,张轶超第一次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吵闹的课堂、简陋的设备,混乱的课堂,只有极少数的孩子在听课……他忽然想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

    对这个1977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说,那是一个要脱离愤怒青年的阶段。在这之前,他是校园小报《常识》的主编,因为触线屡屡被校方请去喝茶,小报屡屡停刊。一个朋友记录十几年前的他,“在宿舍见到他,他正在看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然后从书橱拿出一本书给我——《常识》,不是梁文道那个,而是鼓动美国独立的那个‘英国叛徒’托马斯·潘恩那本。”

    这一次,叛逆少年变成了张老师,他决定踏实下来,以上海人本就擅长的温和而务实的姿态去从事教育,秉承那些哲学家的教育理念,“人即是目的”,他说,“我们不是在办学校,更像是兴趣班。”

    2002年,复旦旁边,国权北路的一个久千公寓,这个支教点固定了下来。他们为那些孩子们开设各种兴趣课堂,组织拓展活动,自称“久牵支教队”。支教队一届届传承,却只是个复旦学生的社团活动。

    最初的收获是,“之前一直以为,穷的地方穷的孩子,只要教给他东西,他就会像块海绵一样,咕嘟咕嘟地吸收。但事实并不是那样。”他说,“一个人从生下来开始,他们所处的环境始终在改变着他们,他们在家庭中生活的时间,比我们跟他们待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不得不承认,这是场拔河,赢的几率甚微。

    增加赢的几率,契机之一是一部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张轶超喜欢那电影,尤其打动他的是其中的教育理念:音乐让孩子更柔软。他决定,也组织个“放牛班的孩子”合唱队。决定始于2006年7月,那几乎是久牵最困难的时期,最初的资助人撤资,最初的志愿者纷纷毕业,甚至张轶超也不得不在平和双语学校找到一份教学工作……训练了两个月,合唱队第一次登上了中福会少年宫的舞台,第一次演出,获得了10万元的捐助,也吸引了大量专业级的志愿者,合唱团可以继续下去了。

    十几年过去了,在这个城市里,农民工的居住区离市中心越来越远。7年后的一个周日的下午,外环外油菜地旁的教室里,一群小学生在进行他们合唱团的初级课程。六七岁的小学生,学唱的是摇篮曲,以及各种基本训练。合唱时,他们穿着颜色大小和干净程度不一的毛衣,高高矮矮站在讲台上,像极了麦兜和它的同学们。

    教育中的奢侈品

    跟张轶超谈起卢安克,他说:那是个很伟大的人,然而,一个卢安克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人这么去做……

    多数时候,这位农民工子弟培训班的创办人与这个城市里大多数白领的形象差不多,不是特别平整的衬衫和西装,颜色挑的是中庸那类,不显得太干净,也不邋遢,只是普通和温吞着。但这位张老师脱离了这个城市青年精英的生活路线,没有房子,也没什么钱,可是,他居然有辆车,一辆大而旧的灰色雪佛兰乐风,可以挤5个学生。偶尔,他会谈到学校在经济上的拮据,杨浦的校区需要交很大一笔房租,但同时,他又经常鼓励学生把用不完的运动器材,捐给更贫困的山区孩子,因为,要让这些孩子去体会给予。在久牵,甚至有一笔公益基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和鼓励孩子实现给予的梦想。有一个孩子真的想出了主意,成功动员了自己做理发师的父亲和父亲的同事们去敬老院替老人们免费理发,这让张老师很骄傲。

    当被问到,久牵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张老师毫不犹豫地说:“应试教育。”

    在久牵,老师们经常碰到一些最现实的问题,“孩子作业没有写完,就不来参加活动了,我们毫无办法。”“正规学校对久牵的活动,依然不能说欣然接受”,对这个陌生而奇怪的“辅导班”,只是谨慎地看着,它会不会让学生的成绩下滑?

    在久牵,英语是必修课,“这一方面是因为民工小学的教学水平比较差,另一方面,家长们希望孩子多学些对考试有用的东西。不管什么样的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是不变的。”

    望子成龙没错,然而,成什么样的龙却因个人眼界而不同。当家长们希望孩子成绩好、做大官、赚大钱的时候,张老师只是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多多接触人类历史上那些美好的东西,比如音乐、艺术。培养完整的人,那是与卧薪尝胆成为某种龙的路径几乎平行的路。

    有时候他会说,他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刻意要去针对哪个阶层的孩子。他会一脸寂寥地表示,“我们跟很多学校有合作,他们看中的主要是我们带来的资源,而非我们的教育理念。”当然,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问他,这些奢侈的兴趣教育能给孩子带来更好的职位还是前途。他说,也许不会,但可以让孩子们的人生更充实。作为一个温和的人,他不会站在主流教育的反面,振臂疾呼,但他也会担忧,“现在的教育,将带给孩子一个怎样的将来……”

    我们谈到了久牵最被媒体关注的那个故事。2011年,久牵女孩王新月申请到了“世界联合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得以出国留学。在当年的报道中,王新月的父亲在运输公司工作,母亲做保姆。她从安徽农村跟着父母来到上海,搬过“数不清”的家,换过“数不清”的学校,申请时,她正在上海的一所高职学校就读。在这个梦一样的故事的高潮处,这个女孩自信地向面试官陈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的人生经历、文化背景能让联合世界学院的‘多元性’更加色彩斑斓。”

    对王新月申请成功的影响,张轶超的观点是有好有坏,“坏处是,可能让一些送孩子来久牵的家长产生过高的期望;当然,好的方面多一些,(这个故事)让孩子们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

    关于好人的辩证

    除了作为久牵的老师,目前的张轶超还有数份兼职。每周有两天,他要去浦东青年社工协会兼职,了解同行们在做什么;另有两个半天,他会去浦东的一家贵族学校教授一门“关于知识的理论”。

    那是一家建在国际社区里的学校,旁边不远有樱花树和咖啡馆,会有外国姑娘走进去,用生硬的中文要求“请帮我做一杯小的卡布奇诺”。 这让人想起这个多元化都市的另一面,油菜田旁的久牵学校。

    贵族学校的教室有大投影仪,卫生间有充足的厕纸和洗手液,上课时,学生各拿一台品牌各异的笔记本电脑,每人每年的学费至少要8-10万,虽然单看孩子们,差别并没有校舍和设备那么大。

    张轶超一直在教的是一门“关于知识的理论”(The Theory of Knowledge),那是关于思辨思维的课程,“知识很难保证其客观性”,上课时,12个学生举例讨论“是否有判断可以永远是对的?”

    “请举一个命题,他们将永远是对的。”

    一个男生指着旁边一男生,“他是男的。”然后开始起哄,“将来如果做变性手术呢?”对这个问题,牛三定律不是答案,因为,“在另一个宇宙里它就不对了”,甚至死亡都不是答案,因为,能克隆或重生……讨论40分钟,得到一个否定答案,张轶超引用了休谟的话:“所谓世界,只是幻象。”

    这是一种“对认识的认识,对思考的思考”,可能国内的教育界会觉得困惑,但贵族学校的孩子们申请国外大学时,对方很看重这种思辨性思维。

    晚上有朋友给了赠票,张轶超和8个久牵的孩子去看越剧《江南好人》,“那是一个想做好人而不得的故事,有思辨精神”。

    赠票缺两张,去黄牛那儿买,费了十几分钟,这位上海男人把黄牛开价240的两张票讲到了210块。买到黄牛票,他对自己讨价还价的“小家子气”有点尴尬。进场,邻座的一对老夫妻问:“你们花多少钱买的?我们50块钱卖给黄牛的。”

    越剧讲的是一个女孩被神仙选中,必须散家财做好人接济身边的穷人,却被人欺骗、利用她的善心。戏终散场,一个久牵的孩子评论道:“我觉得所谓的好人没有绝对……好人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做好自己,才能去做更好的人。”

    那天的8个孩子,有5个家离得远,上了张老师的车,剩下的两男一女主动跑去赶地铁,他们来自同一学校,清一色的蓝灰校服,双肩背包紧趴在后背上,把校服上的标识挡得只剩下左边的“Shanghai”和右边的“School”。嘈杂的地铁上,我问其中一个小男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男孩回答:“上海外国语学校的一个学校,一所中专……”那孩子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们的理想

    在上海,这些孩子通常被称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根据上海市的规定,这些随迁子女参加中考时,不能正常报考普通高中,只能报考中专或者职高类学校。我问张轶超,怎么看你的学生不能报考普通高中的事情,怎么看异地高考。他说,异地高考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以中国的现实来看,这个时间也许不会很短。他目前在做的,是鼓励孩子们在报考志愿前多做功课,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了解学校,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4月的某个晚上,久牵进行了一次关于填报志愿和选校的讨论。学生是即将毕业的4个女孩,在老师的要求下,她们已经去参观了几个自己能够报考的学校,还写了感言发到老师的信箱。有人写自己对某校的印象:“教学楼很高、很新,造型很独特……但宿舍楼晾了内衣,显得很不整齐”;还有人写自己不喜欢某所学校,因为“还没进校门,看见一个学生背着书包在校外狂奔,那时候才下午两点呀……”参观时,一些学校拒绝让这些孩子进去,整个过程中,没有孩子能鼓起勇气与那些学校的学生、那些陌生的大孩子搭讪。

    张轶超对这些感言很不满意——“你们跟那些学校的学生谈过吗?你们知道自己想学习的是什么了吗?”那是他罕见的生气,没有很激烈,语气还是温和的,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不合格,重写。”

    学生散去,我问他:会不会对这些孩子太苛刻了?你的高中、大学是自己选择的吗?他抓抓脑袋,“确实没有”,但是,“这些孩子不同。”他们生长在大都市,却不属于这里,家乡,在他们而言,多数只是一个遥远的地名,很难回去了。因为政策的原因,这类孩子中的多数人需要过早地面对那些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只有尽快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才能在将来回首时,不觉得遗憾。”

    他不喜欢这种不公平,却不会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去反对,他说:“人生不在于手里拿了什么样的牌,而在于怎么打这副牌。”他希望帮这些孩子打好这副牌。

    青年节那天,久牵与上海的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进行了一场友谊辩论赛,题目是:成才是否一定要上大学。 答案当然是:不一定。那天,张轶超发言,他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多样性的,有太多的可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辩论赛后,一位重点高中的学生写下了自己对这些职业学校新朋友的印象——“他们几乎个个都拥有着自己的理想。”一个看上去特别活泼的女孩,理想是去国外念大学,业余时间,她还在学西班牙语;一个小姑娘的理想是做糕点师,她很认真地邀请在座的朋友将来去吃她做的糕点;一个18岁的姑娘已经快要去实习了,她的理想是成为从事行政工作的公司职员;而那个腼腆的男生则想成为作家,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给新朋友看他写的诗和文章,一笔一划的,很认真……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张轶超:还是不满意的。除了教育,我还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喜欢动植物,初中时候开始种花,大学时种花、养蚕宝宝,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时间来从事这类兴趣爱好了。现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各种事务性的琐碎工作上,我不是特别擅长做这类事情,做得也不是很好,特别希望有一天能把这类工作交出去,由更专业的人来做,我自己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就行了。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张轶超:我觉得,一个人只要真诚地来做一件事,做上10年,总是会有收获。这种收获在于,即使不能感动别人,至少你自己都会为之自豪的。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张轶超:父母成长的年代,人的思想很不开放,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告诉他们,人都是需要顺从主流嘛。虽然我能够理解,但我自己不可能接受。当然,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很难认同我,觉得我走的不是主流的道路。

    比如,我爸就是觉得我读书读傻掉了,我们是无法相互认同的。

    人物周刊:你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的?

    张轶超:我就是不太明白,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人变得那么浮躁。人们太容易吵架,太容易把别人当成敌人来看待了,大概我是个温和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张轶超:我觉得身边的同龄人都还好。在网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骂人,像从前占海特的事情,网上就有很多人骂我替外地人说话,但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呀,我不明白为什么网络上会那个样子。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张轶超:我觉得领袖气质需要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人得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真诚地相信某件东西,愿意为之付出;另一方面,这个人要有担当,(要做事)必然要跟一群人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要勇敢承担而非推卸责任。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张轶超:我觉得是自由吧。一个自由的人,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张轶超:书有两本,一本是《论语》,另一本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后者有很强烈的说理味道,哲学和基督教混杂在一块儿的一本书。电影,应该就是《放牛班的春天》吧,这个电影让我们建起了合唱团,引起了一些关注,久牵从一个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成了今天一个真正的公益组织,做了十几年。

    人物周刊:对你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

    张轶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张轶超:现实的担忧是整个大环境,整个大环境的教育,我不知道它是更开放,还是与之相反。久牵能不能生存,其实要看这个大环境对我们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而在应试教育非常强势的今天,这一点很让我担忧。 

    十几年前,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张轶超无意间见到了民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们,这次邂逅改变了他和一些孩子的命运。2001年,一群来自复旦的志愿者开始为农民工子女开展支教活动;2002年,学生支教队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固定的支教点,他们自称“久牵支教队”。当时没人知道这个支教队能坚持多久,志愿者换了一批又一批,校长张轶超一直坚持着。张轶超是个温和的人,在久牵,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鉴赏那些人世间的美好之物,学习音乐、美术,为孩子们提供机会去接触这个世界,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理想。(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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