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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东:美与残酷相互转折

Ring  2012-03-08 05:22

想到韩国影片《密阳》(2006),禁不住先说几句女演员,她叫全度妍,演得真是太好了。她本身条件也好,不是那种大艳大丽,而是玲珑剔透的那种美,浑身散发着一种闪烁不定的光芒,有点像蒋雯丽。但是比蒋雯丽更加脆弱,这种脆弱来自一种“易感性”,任何周围的变化或内心的动静,都能够通过形貌准确敏锐地体现出来,仿佛是一部完美的感受器。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的感受能力,比他的其他能力更加能够反映出他的人性水平,表明这个人心灵的开放状态。

李沧东:美与残酷相互转折

因为这部影片全度妍获得了一堆奖,其中最突出的是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她在领奖台上感谢导演,坦承自己对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熟悉,是导演的悉心指导让她又上了一个台阶。导演李沧东当然更了不起。他没有将演员当作摇钱树,让她们像花瓶一样装饰影片,穿着性感服饰在影片中招摇过市,而是将她(他)深深埋到角色里,以角色的灵魂将她(他)们浸染。全度妍在这部影片中,始终一身邻家女孩装扮,就像逛街时遇到最多的那种,但在这种平淡之中,冒出大精神。

这位李沧东奇人一个,1954年生,在大学获得韩语学位后在中学教韩语。1994年他来北京路过电影学院,想到过在学院路附近开一家餐馆,将川流不息的饭馆拿来当作观察人生的窗口。其时他是一位主要在本土知名的作家,发表过一些小说,得过报纸的文学奖。1997年他43岁时拍出第一部影片《青鱼》,这之后有《薄荷糖》(2000)、《绿洲》(2002),为他带来电影界的美誉,《绿洲》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他还当过16个月的韩国文化部长,拍摄《密阳》是他刚刚卸任文化部长之后。2010年,他拍出新片《诗》,再次赢得了不俗的口碑。

他坦承“做文化部长让我有更丰富的经历,也让我有机会考虑更多的问题,但并没有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宽”。当官没有为这个人增添任何高度。在他的影片面前,“文化部长”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头衔。人们不会在他的简历上面加“前文化部长”这个头衔,那仅仅是一段轶闻往事,供人八卦而已。“作家”这个身份对他来说至关重要,那是一项极具原创性的工作,是寻找某个独特的角度,对着世界说出独特的话。他的影片都是自编自导,是他这个人世界观的体现。诗歌是这个世界的“意外”,这位李沧东的影片中也布满了种种“意外”及其伤痛。

一、

《密阳》的女主人公李申爱遭遇了丧夫的意外。她做出一个超乎寻常的举动是,带着幼小的儿子来到丈夫的家乡生活。那是一个叫做“密阳”的小地方,看上去像中国的一个县城,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更为平静整饬,许多人信基督教。原先学钢琴的李申爱开办了一个钢琴学校。丧夫之痛在儿子身上得到弥补,年轻的母亲与孩子之间像姐弟一样嬉戏玩闹。

生活再次发生断裂。儿子被绑架杀害,这个人生活的根基被彻底抽空。她走向教堂,那里仿佛是一个降神节,人们在上帝的怀抱中涕泗交流,挥舞着胳膊,十分忘我。某种气氛感染了她,在教堂里她终于哭出声来,而且是那种嚎哭,她积压的悲痛得到释放:“现在不疼了,心里感到平和了许多,许多事情都是上帝的意思”。投入上帝的怀抱,她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光彩,感到生命重新被注入意义。

接下来的再次逆转将她彻底击倒。她想到去见杀害儿子的凶手,按照上帝的意思宽恕他。没有想到这位凶手本人在牢房里与她走出同样一步:相信上帝,并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此人口口声声“上帝原谅了我”,他每日都在祈祷,甚至为李申爱本人祈祷。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感到天崩地裂。上帝为什么要宽恕这样的人?在她(他)们之间原先有着不可通约的杀子之仇,现在怎么一下子填平了?

“我还没有原谅他之前,上帝怎么可以原谅他?”她转而开始怨恨上帝,认为有关上帝的一切不过是欺骗谎言。在教堂里她大声拍桌子,以示挑衅。在露天的宗教集会上,她溜进临时机房更换了播放的音乐,拿下宗教音乐替换成流行歌曲“爱是假的,笑容也是假的”。她甚至诱惑牧师,一边诱惑一边对着天空(她心目中的上帝所在)恨恨地说:“看清了吧。”

这样的处理在韩国观众当中引起了某些不安和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不敬神的表现,是对于上帝的诋毁和亵渎。这个罪名可谓不小。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在这种处理中,见出导演李沧东更为深邃的思考。其一,当李申爱决定主动去宽恕她的敌人,这其中是否也有一种“骄傲”在内?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在内?在这种思想前提之下,她于是不能接受对方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而是感到需要高出对方一等,以一种宽容、宽恕之心来接纳他。如果她感到再次受到强烈伤害,只是说明她原先持有的立场是需要反省的。

其二,作为有局限性的人,是不能直接将自己看作上帝的,不能如同上帝那样行事。人需要知道自己与上帝之间的永恒距离,时时提醒自己的有限性。即使是信了上帝,通往真理的道路依然漫长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影片中李申爱身边的那些人提醒是对的:没有必要一定要找上门去宽恕对方。

其三(这点最重要),信上帝或者找到了某种真理,始终应该是这个人她自身的轨迹、自身的道路、自身的历练。她在真理中“成仁”的过程,并不是进入一种无个人、无差别的境界,而是始终需要这个人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磨难来造就,“真理之河”需要她本人的参与。因此,她需要时时意识到自己而不是放弃自己,需要抓住自己而不是丢弃自己。只有抓住自己才能够磨练自己,守住自己是守住一份修远。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在,真理才在。个人的痛苦在,真理的道路才在。痛苦轻易消失了,她这个人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这位李沧东是一位标准的“异质思维”的人:他在“真理”的面前竖起了“个人”这面旗帜:真理不应当脱离个人而存在,只有是个人的,才是真理的。越是深入个人(的痛苦),越是深入真理。当然,这个“个人”,是在剥除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外在东西之后。当影片中的李申爱重新回到个人的痛苦,回到她自己身上时,才能够接近属于她的真理。否则,那种与他人不分彼此、取消差异的所谓“欢喜境界”,即使以基督教的名义,仍然是传统亚洲观念中“集体思维”的遗迹。

李沧东来中国时接受访问说,这个影片不是“有关基督教的”,而是“有关人的”。同时被问到拍完《密阳》不久,就发生了三十多名韩国信教青年在阿富汗做义工被劫持的人质事件,李沧东含蓄地说:“韩国信教的人自己不会意识到,他们那种传教的方式用一般人的眼睛来看是多么奇怪。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表现出来的信基督教人们的状况,和阿富汗的人质事件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如果说李沧东是挑战性的,那么他是在挑战某种信教的方式,而不是在挑战基督教。

二、

当初观看更早获得国际承认的韩国导演金基德的影片时,也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如果按照流行的“文化主体性”标准,拿着那样的尺子来衡量,这些韩国导演(金基德、李沧东还有一位奉俊昊)也许都不能“达标”。在他们的影片中,有着明显“西化”的立场,或者按习惯说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然而这样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要求,在韩国导演那里似乎没有构成什么干扰。另一方面,实际上没有人否认拍摄这些电影的人们正是韩国导演,他们所拍摄的正是韩国影片。在国际影坛上,正是这些影片提供了某种韩国式的想象力。

其中引出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文化”之所以是一种活的东西,在于它能够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生活赋予理解,赋予形式和结构。而如果生活不是一潭死水,那么文化就要发生相应变化,从而能够对正在生活的人们有说服力。假如人们在生活中已经处于“现代性个人”当中,即需要由个人来为自己的选择和道路埋单,而不能将一切推给社会与国家,那么,这个起点(个人)为什么不能在文化中得到相应体现,在文化中获得相应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这也正好是文化的责任——为焦虑中的人们提供有关这个世界和自身的解释,借此得到心灵的安身安置。从个人工作经验来看,比较起来,叙事作品更加能够适应现代性个人的要求,叙事的成败与否,更多取决于故事中的个人是否能够承担起属于自己的独特一份。

还是回到李沧东的影片来。《绿洲》中的男主人公遭遇的变故是在一桩交通事故中,他顶替自家大哥蹲了两年半的牢房,刚刚出狱。这个人的脑子仿佛也有“事故”记载,他的行为方式一副搭错神经的样子:当初进去时是夏天,他穿着短袖出来,冻得不停地抹鼻涕,却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而花钱给妈妈买了件漂亮毛衣。他付不了饭钱被送往警察局,接他回家的弟弟说希望别影响自己的生活,他只是憨厚地笑笑。

但是也许,这位叫做洪忠都的男人保有一颗纯朴的未经污染的心灵,而我们衣服下面的那颗才是伤痕累累的。于是他的善良成了这个世界和他人一剂“毒药”,令所有的人们吃不消。

他提着水果篮看望车祸中被压死那人的家属,遇到了他的女儿,一位脑瘫病患者,四肢蜷曲不能正常行走,随时都像是在做怪脸。扮演这个角色的女演员文素丽为此接受过六个月的专门培训,将这个残疾人演绎得有声有色。我们的男主人公洪忠都不管怎么说,也算是长得一表人才,却爱上了她。女孩的名字“恭洙”的发音与“公主”相似,于是他称她为“公主殿下”,公主称他为“将军”。

“你为什么送我花?”“公主”扭着怪脸问道:“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一对人儿之间,有着最为温柔的情感交流。

逛街、乘坐地铁、半夜煲电话粥、他们与其他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有些话必须在电话里说——“我喜欢你的声音,特别动听。”(公主)“那你不喜欢我的脸啦?”(将军)这位李沧东应该没有接受过“贫困人口”、“弱势群体”之类意识形态的教化,没有突出他们的贫困、物质上的匮乏,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委顿、动作迟缓,像在某些中国电影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而是特别关照他们不为人所知的内在世界。

心诚之至,金石为开。小小的奇迹伴随着他们,他们周围不时出现一些幻象。“公主”出场之前,那只在屋子里飞来飞去的白鸽子,伴有“滴——滴”的人声哼哼,立即将观众带入另一个奇异的世界。当他们夜归回来,感情达到极致时,音乐中房间里走出了一头小象、一个美丽的印度舞女、一个抛撒花瓣的花童,他们围在一起含笑跳舞,“公主”也暂时摆脱了残疾。由于整个影片是严格的纪实风格,这些幻境只是高浓度情感的积累和释放,因此并不显得突兀和煽情,而是十分协调,感人之至。

他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秘密世界里。周围人越是将他们放弃和遗忘,他们才越是能够守护自己的秘密和美好。不管是“公主”的哥嫂,还是“将军”的家人,他们看上去从身体到头脑都是健全的,然而心灵却是残缺的,那么冷漠、势利。一旦他们粗暴地闯入这二人世界,这份美好就被彻底打碎。他们做爱时被发现,“将军”再度入狱。

他从警察局逃走,爬上“公主”的窗户外面的那棵树,剪掉树上的枝桠,因为“公主”多次表示,夜间这些枝桠的影子投在她房间里一副叫做“绿洲”的画像上面,令她十分害怕。前来追捕他的警察完全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看完这部电影,令我白天夜晚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树影,都会怦然心动。真理与个人(秘密)相随,残酷和美并存,是李沧东影片的特色。

三、

2010年李沧东的这部新作叫做《诗》。在被问及这样的题目不会影响票房时,他答道:“我想电影既需要观众,也需要一个梦想。”电影需要“梦想”,这听上去有点古怪,因为由光影构成的电影本来就不是“实际”的,观众去电影院也不是为了得到二两黄金,然而在这个功利主义的世界上,电影的本性以及其他许多事情的本性被人们一一抛弃。有评论说,李沧东的电影是针对后现代消费主义的一种回应,是十分中肯的。《诗》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在解释这部影片的立意时,导演说:“如果一定要比较,那么《密阳》就像在诉说被害者的故事,而《诗》则像害人者的痛苦描述。”这回“事故”的矛盾依然尖锐。被害者是一位十六岁的中学少女,被同年级六个男生强奸投河自杀。该女生家境贫困,寡母在田间劳作勉强维持生计。若是放在中国,这个故事很容易被演绎为受歧视的边缘人群与“富二代”之间的社会问题。

前面说过,李沧东不具备这样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影片聚焦于其中一位少年的外婆杨美子身上,对于少年本身着墨不多,他看起来像消费虚无主义年代最常见的那种年轻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少年的母亲离婚在外地,他应该承受的心理、道德等压力,转移到了抚养他的外婆身上。

外婆美子靠社会救济及帮人做工贴补生活,收入微薄,居住狭窄,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她同样没有因此陷入精神困顿。她的不同寻常在于特别爱美,注意打扮,尤其是报名参加诗歌班,因为她从小喜欢花朵和喜欢说一些怪里怪气的话。她的确经常走神,思绪忽然就飘到了别的地方,这看上去一点也不矫情,也可以用老年痴呆症来说明。她参加诗歌班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是想完成老师布置的“写一首诗”。扮演美子的演员尹静姬是当年韩国文艺片女王,息影15年重新出山,年届七十,优美高贵的气质却令人印象深刻。

故事的张力在于:一方面,她想写出一首诗来,一方面却要应付孙子参与犯罪留下来的严重后果,两者形影相随。美好的转折处是残酷,反过来,残酷的转折处是美好,它们都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奇特而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如同白天与夜晚一样节奏分明。它们互相覆盖,又互相揭示。

其余五个同学的家长希望用钱来解决问题,提出一共赔偿3000万韩币,这意味着每家要承担500万韩币。这对于美子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替女儿着想的坚强的外婆又不愿意向女儿开口。她甚至没有主动向孙子问起那件可怕的事情。

影片中最不堪的是这位60多岁的老婆婆,还要与她所伺候的中风老头做爱。这让人绝不愿接受,却又不忍回避。这处于弥补和赎罪的冲动,想要填补生命的遗憾和这个世界的缺陷。人在精神上的这份沉重,非那句流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能囊括。每个人有她(她)自己的救赎方式,救赎肯定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

面对和处理生活中的伤痛,她不喊不叫,不发泄不推卸,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这也是李沧东的方式。面对不管是残酷还是美,他是那么节制和有分寸,好像这两者都是生活中的野兽,需要将它们牢牢制服。

她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那首诗“你那里好吗?/ 还是那么美吗?/你能收到我没敢寄出的信吗?/我能表达自己不敢承认的忏悔吗?/时间会流逝,玫瑰会枯萎吗?”诗的后半部是那个死去的女孩子朗读的,她重新出现在将她沉没的河面上,而美子不知去向。“是时候该道别了/随着黑暗的降临/蜡烛会再次点燃吗?我祈祷/没有人再哭泣”。

在回答韩国人是否还读诗时,李沧东反问记者:“中国人都不读诗了吗?”是啊,诗歌是我们礼遇自己的方式,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途径吗?(文/崔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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