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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还没找到幸福

Ring | 日期:2012年03月19日  来源:阅读时间

2012年1月8日下午,崔永元“翘掉”当天的中国慈善年会,专程跑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为外来打工者主持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事后,面对媒体的追问,他一再表示,自己没那么高尚,“只是打工春晚先约(我)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就是这么一个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淀之后,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或许真的“不过如此”。可他想说的,或者能做的,还有很多……

崔永元:我还没找到幸福

希望少些人身攻击多些观点交锋

崔永元在主持人的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在业内乃至文化圈,都算得上资深,看问题的角度,也常透着犀利。

前段时间,方舟子和韩寒之间展开论战。这两个人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本来也想参与,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参与者中,起哄、打架、围观,什么样的心态都有,这事慢慢地变成了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掐架”,让人觉得挺伤心的。其实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太多这样的互掐。我希望,从“方韩论战”开始,社会上能出现越来越多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而不是人身攻击,这样才能留给社会更多思考。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一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但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我在主持过程中,常常感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运用起来捉襟见肘,这也从某个方面制约了我主持节目的质量。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所缺的知识,首先不是外语,不是电脑,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两会期间,有人问我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要我说,现在的“文化大发展”更多的只是一句口号,不少人动辄花几个亿建个艺术家园区,但艺术家又不是动物,弄个园子给他们就繁荣了?很多地方更是热衷于将很多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艺术家圈在一起,建一个艺术中心,可其实他们一年也去不了一次。所以我想,要想实现文化的发展,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文化,如果连个故居都保护不好,想拆就拆,谈何发展?另外,要会吸收外来文化有营养的部分,比如多从文化的角度考虑,引进一些国外好的艺术电影,而不仅仅考虑到票房和商业效益,一味引进好莱坞大片。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社会价值观决定了社会判断。

做人要往道德上线靠拢

一直以来,“良心”都是崔永元挂在嘴边的词,甚至有人说他有“道德洁癖”。

我并没什么“道德洁癖”,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叫法律;一条是上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上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

打个比方,当我往上线靠的时候,我不光要保持清廉,保持生活的低水准,还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当我接近底线的时候,财源滚滚,名声大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你怎么选择?当你选择接近底线的时候,甚至无可指责,无可厚非,你没有触犯法律,派出所都不管你。

但是我在传媒业磨练了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传媒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态度,它的责任太大了,它的良心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都用底线来要求传媒,那么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偏离和误差。所以,如果说传媒人也能算是文化人的一部分,甚至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是不是应该往上线靠得近一点?

也不是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舒服的方式就是妥协,但我要的是“宁死不屈”。

大家一起“给孩子加个菜”

2006年,崔永元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启动“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每年从全国选出百余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进京,或交流授课经验,或培训专业技能,或购买书籍用品,然后让他们将在京的所见所闻所感带回去,一一讲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听。2011年3月,崔永元又通过微博呼吁,给广西都安县16025名吃了9年“黄豆蒸饭”的在校寄宿生“加个菜”。公益,成了近些年来崔永元身上的另一个关键词。

很多人都问,“小崔,你做某件事的动因是什么?怎么想的?”事实上,我做很多事情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从不考虑得那么复杂。就好像我发起“给孩子加个菜”时,只是觉得不能再让孩子们顿顿吃黄豆。本来想和志愿者们一起将买来的罐头、方便面背上山,和孩子们一起吃一顿,后来志愿者们提出,应该征集善款改厨房、请厨师,进行长期救助,我们就通过网络将这个项目越做越大,帮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我做主持人这些年,体会了社会各层面的冷暖,有时难免觉得这个时代太“二”了。但这个职业也的确让我有更多的能量和号召力来帮助别人。我原来总觉得,在这个时代,除了抱怨,除了一起咒骂,再找不到别的应对招数,但我现在发现,其实每一个人的力量特别大,我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生活面貌和状态。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特别强大。

精神上的追求最重要

一次采访结束时,记者陪崔永元一路走到停车场。他感慨,现在只有一个感觉:自己真的老了。有时开车出门,走到半路,他会突然大脑短路,想不起自己家应该怎么走;春天了,病症容易复发,睡眠又变得不太好,只得加大安眠药的剂量,然后尽量缩减各种工作;夜里两三点看书、更新微博,早晨5点睡觉,12点起床,下午开始正常工作,成了他的生活常态。

20岁的时候,我的体力和精力允许我对任何事都感兴趣,都能抡几棒子,却没有方向感。到了30岁,已经入职很长时间,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希望自己能运用舆论的手段改变社会上的一些不公平。40不惑,真的不惑,我不知道是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还是所有人到这个年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忽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能不被别人改变,就已经够牛的了。我开始考虑是不是还能坚持自己,是不是还能干点儿正事,还能做到不伤害别人。40岁以后是过得最难的时候。

我早早就知道,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而是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早早就进入了追求思想幸福的过程。这可能是最幸福的,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找到。(文/《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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