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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人》主演赵立新:舞台上的黑色力量

Ring | 日期:2014年06月29日  来源:阅读时间

一台戏,一个投影,两个相邻的监狱房间,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每天做两个小时的“作家卡图兰”,这对赵立新来说可以算是夙愿得偿。

爱尔兰作家马丁·麦克多纳创作的《枕头人》在漫长的版权之争后,在万众期盼当中登上了国内的戏剧舞台。《枕头人》是热暴力的,也是童话的,这两种风格看似矛盾却恰恰是剧作家用来冷静地剖析人生的两把手术刀。剧中所有的小故事都在用独特的角度讲述生活的现实,每一句对白都敲打在观众的心里。

观剧者在漫长的黑暗中无论是感到悲伤、疲倦、失望还是痛苦,都不会错过剧终那燃了又熄的火焰带来一点点希望的光亮。这似乎是主角小说家卡图兰口中一般故事所具有的“理想的结局”,而正是这一点让这个剧本成为了主演赵立新的挚爱。

我们的舞台缺少阴暗的力量

故事从一段哑剧展开,作家卡图兰在父母虐待哥哥发出的诡异声音中长大,并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母,和弱智的哥哥相依为命,以写小说和在屠宰场清洗血迹为生。在监狱里,他被指控和一系列虐杀儿童的案件有关,而恰恰是他的哥哥在听过他的小说之后,用其中变态的手段杀害了这些孩子。这样的黑暗童话,这样的人物设计和人物关系,这样将整个世界的黑暗和残忍抛在我们面前的戏,在当今国内舞台上屈指可数。

早在 2009 年,赵立新就曾以剧本朗读的形式将《枕头人》搬上过舞台,那次活动的成功使得到现在为止还有大批当年的观众慕名来看现在的演出。从那时开始,把这部黑色喜剧正式推出来,成为了他一直挂念的事情。几年间,每次听说有人计划要排演《枕头人》,赵立新都特别着急,生怕错过了把握这部戏的机会,直到听说那些排演计划纷纷受阻下马,他才能歇一口气。“这样可能对别人不太厚道,但是我付出了这么多爱,应该让我先来。”

之所以对这部戏情有独钟,是因为赵立新觉得国内的舞台缺“血”。如今我们能看到的作品普遍抛不开家事和人间真爱,企图用浅层的故事冲突和简单的人物设置打动人心。而《枕头人》的黑色、血腥、暴力是一种罕见的力量,它用变态和残杀带给人对于美好的向往和希望。丑陋的东西并不影响温暖和光芒的绽放,这种硬的冲击和突然而来的软反而形成了对比的力度,让人内心一动。“极端残暴之下,你才会向往温和。我们的很多戏缺乏对比,所以两头都不够触动,都不够力量。”

《枕头人》力量的中心就是主人公卡图兰。从小背负着杀害父母的罪孽,卡图兰和哥哥一起过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扭曲生活。弱智的哥哥、屠宰场的血迹、情节变态的小说创作成了这个业余作家的全部,儿时的巨大阴影让他的作家梦想都是变态的。秘密的封闭和创作的欲望、单纯的写作和血腥的故事、坚信自己无罪和早就犯下的种种罪行,卡图兰的生活让他成为一个交织复杂的矛盾体。而我们在舞台上能清晰看到的复杂人格,背后是创作者无限反复的摸索和取舍。

摸索的过程是一面千疮百孔的战旗

在这部戏排演之初,赵立新选择的角色是图波斯基,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警探。排演到一半的时候,角色换成了他曾在剧本朗读当中饰演过的卡图兰。相比于较为贴近生活的警探角色,作家卡图兰显然要复杂困难得多。

在几年前剧本朗读中,赵立新对于角色的判断还是单一的。当时的他觉得卡图兰很无辜很可怜,没有杀害任何孩子,只是写了小说,却被强权枪毙了,连小说也要被毁掉。所以他将卡图兰用声音演绎成一个不畏强权正气凛然的悲壮人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打磨和对于剧本和人物的深入解剖,赵立新慢慢发现卡图兰这个角色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他不仅从小背负着弑父弑母的罪行,更在得知失踪儿童的真相之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杀害自己的哥哥。而至于他那些变态血腥的小说创作,虽然是自由的,但也确实可能给一些人带来负面影响和指引,比如他的傻哥哥。卡图兰的种种经历和行为都透露着他内心的扭曲和斗争,因此这个角色需要外化的东西也就不再单一。“他内心的复杂性,我之前表现得不够。现在再来塑造这个角色,会更加丰满。”

这一次的创作和演出当中,赵立新没有参考国外已有的演出版本,而是凭借自己这几年不断对于角色理解的积累去不断摸索。“越往角色深里挖,就越发现这个角色不那么简单。没办法归类他是什么样的,他的面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越剥越多。然后我就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你现有的东西,不足以应付那剥开的一层层洋葱,有点虚。我开始不断地去补充,去尝试,最后构造它。”

让一个第一时间无法判断是正是邪的角色占据舞台,这和观众以往的观剧习惯大相径庭。当观众已经习惯于一个完整的故事中有一个正面人物和一个反面人物,大家把同情和热爱给正面人物,把憎恨和讨厌给反面人物时,如何在舞台上刨开角色的各个面,让观众更容易抓住卡图兰这个复杂人物的内核,就是一个挑战。

“你什么都想要,也许什么都没有达到,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奇怪的人物。我并不想这样。我会在这取舍,反反复复。”赵立新在微博里记录排练感受时,形容自己“变成了一面千疮百孔的战旗”,不断被角色的每一个性格点击中,又在取舍中反复被撕扯。

全面释放的“戏剧神经病”

一个好的剧本是经得起导演和演员去反复琢磨的,这个过程就像在寻找宝藏,要找到角色交织的平衡点,和每一个细节的最佳表现方式。在《枕头人》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周可更多的是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舞台设计,把演员搁置在这样一个空间里,空间里的能量则更多地需要演员自己来消化和释放。“舞台调度是没有一定从哪儿走到哪儿的,更多地是完全把这个角色吃下去,再化出来。”

与以往和导演周可合作的作品相比,赵立新发现这一次由于《枕头人》自身的高度复杂,合作当中吵架的次数变多了。大家对于作品方方面面的认识和想法太多,无法统一,只得进行一次又一次地冲撞和探讨。对于赵立新来说,尽管在多次合作之后对于周可有充分的信任,但在具体的角色表现上,只要他自己觉得找到了方向,就一定会坚持和争夺。“所以我更喜欢自己做导演,我有很多想法想实现,如果没有导演这样的身份,就很难,就要不断去抗争。”

然而,戏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场演出当中最灵光一现的东西,往往不是依靠排练过程中的摸索和熟练产生的。这些东西是需要在现场的环境中浑然天成的,也是没办法用言语表达和交流的。赵立新在演出当中的遗憾往往就产生于那些精彩的灵光一现无法保留和复制,但他也承认这就是戏剧的魅力所在,每天都在发现,每天都要修正,但舞台上的两个小时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无法纠正、无法弥补、无法计划的。

也许是为了收获更多这样的“灵光一现”,赵立新在舞台上的表现可以说是毫无杂念、不计形象,以至于有人在看完《枕头人》演出之后将他称为“戏剧神经病”。他可以在舞台上被人将头按入水桶中,任凭冷水进入他的鼻孔堵住呼吸;也会在演到卡图兰给哥哥讲述《小绿猪》的故事时,好几场都泣不成声,无法继续。“在舞台上就是要什么都不顾,全面释放,投入,交出来。交给谁我不知道,但是要交出来。这可能是神经病的一种。”

实际上,在精彩的演出背后,反复进入卡图兰的人生对于赵立新来说是一种内心折磨和精神压力,他需要不断地暗示自己是如何杀了父母又杀了哥哥,这种暗示让他不舒服。于是,为了完成这个角色,他开始用自己更多的能量来和这种不适感争斗。“这个角色让我觉得辛苦和艰难,等于是体验了一种特别困难的生活。所以我每天回家需要两到三个小时,就坐在那儿放空,把卡图兰的东西往外排,要不然没办法入睡。太累了,让别人来演吧。”

“我是学院派我自豪”

《文周》:从你的体会出发,小剧场跟大剧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赵立新:最大的不同是距离感。在大剧场里观众很难看到演员更细致的变化,所以演员强调在肢体上放大一些,做得更广一些。而在小剧场能体会到更真实、更详实的东西,其实更可爱。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大剧场不如小剧场,懂戏的人其实是爱看小剧场的,因为这个是最近距离、最见功夫的,你无处躲藏。

《文周》:你如何概括《枕头人》的主旨?

赵立新:很难概括。我认为这部戏说的是人人都有罪,人人都很艰难。这里面有很深的宗教背景,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有罪的。如果真的非要说主旨的话,就是无论周围多么黑暗,多么丑陋,多么残酷,真的不要放弃,一定会有光明和温暖和美在期待着。上帝是公平的。

《文周》:有人定位你是学院派演员,你怎么看这个定位?

赵立新:可能在中国是吧。学院派是来自于英国的,莎士比亚学院派是一种很赞美的称呼。我很自豪。其实甭管什么派,站在舞台上,是骡子是马都出来了,而且要在真正的作品的照妖镜下出来。在真正作品里,谁都要拿出真本事来。

《文周》:你如何评定一个好的作品?

赵立新:第一点就是,不要媚俗。不要根据市场去做很多媚俗化的东西,这个出发点就不对。第二点,就是要真诚。你要确实真诚到让我觉得这东西打动了你,你才来做这个作品。第三点,你要传递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价值观。我觉得现在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价值观比较混乱,剧场稍好一些,影视作品可能问题比较大。

《文周》:卡图兰这个角色是你一直在等待的么?

赵立新:但它不应该是最后一个。

看中了作品对于人性的犀利而深刻探讨,赵立新在《枕头人》之后将阿尔比的《山羊》和他自己翻译引进的《一种地狱》列入了他的“To do list”。除此之外,包括斯特林堡、奥尼尔,田纳西·威廉姆斯,阿瑟·米勒在内的很多剧作家作品,都被他称为“真正的作品”。身兼导演、演员、老师、翻译数职的他,正不断地在努力推出这些精彩的作品。“你总会腾出时间来。这个事情有意义就要做下去,因为现在好作品不多,我要拿来分享。”

可以预见的是,不仅《枕头人》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强,在它背后坚守努力的戏剧人的生命力也会越来越强。那些卡图兰拼死保留的小说,和其它所有有着黑暗情节的优秀作品一起,正等待着给我们的舞台注入一股温馨和美好无法呈现的巨大力量。(来源/文艺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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