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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灵甫与王玉龄,100年的爱恨生死

    Ring | 日期:2015-01-30  来源:阅读时间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色佳人。一个,是《红日》里兵败战死孟良崮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整编74师中将师长;一个,虽守寡60年独自抚养幼子老母,却成为了周恩来的座上客和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王玉龄和张灵甫,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以中日之间、国共之间的两场大搏杀为背景展开,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年近八旬的王玉龄,如今定居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60周年前夕,她接受专访,澄清了多个历史疑团。

    说实话,采访完王玉龄,有一点点失望。想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嘴里探听出来的“历史秘闻”,很多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只能转述别人告诉她的东西;对于她所亲身经历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她也没有更深的见解、更富教益的总结可以告诉你。而这些,可能都要归咎于一点:她太“年轻”了。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直接从一个名门望族的闺中小姐,变成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师长夫人。她嫁人的时候不到17岁,守寡的时候刚刚19岁。

    来看一份简要的“年份对照表”。

    1925年,张灵甫以黄埔四期生的身份,与同学林彪、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一起追随总司令“蒋校长”踏上北伐征程的时候,王玉龄还没有出生。

    1928年,王玉龄诞生在湖南长沙的望族王家时,北伐已经成功,张灵甫因屡立战功而升为连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灵甫率军来到淞沪战场时,不到4岁的王玉龄刚刚为避战祸离开上海。那是她第一次到上海,陪身患重病的父亲求医。

    1937年,张灵甫以团长的身份参与了“八·一三”淞沪血战,从此他几乎经历了抗战中正面战场的每一场恶战,并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威名。而这一年,9岁的王玉龄正在家中欢度幸福的童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毫无意识。

    1940-1945年,张灵甫在王玉龄的家乡历经惨烈的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打瘸了一条腿,从团长升到副军长;此时的王玉龄却一路逃难,在山林间读完了小学,又读中学。

    1945年,42岁的张灵甫身兼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总管”,而他娶来的新婚妻子王玉龄甚至不知道他的年纪,以为他最多30出头。

    1947年,直到孟良崮战役前夕,王玉龄还挺着9个月的大肚子离开南京,坐着在土路上颠得乱跳的吉普车,去前线看望张灵甫,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她说,那时候她真的什么都不懂,不觉得累,不觉得苦,不知道要小心“保胎”,只想着能见上丈夫一面,就开心了。

    1947年5月7日,这一天,王玉龄生下了胖小子,张灵甫爬上了孟良崮。10天后,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战死。

    这份“对照表”列出了在王玉龄与张灵甫相交集的那些“历史事件”中,他们各自悬殊的年龄、身份、地位和参与历史的“深度”。究其实质,其实无非是出生于1903年的张灵甫与出生于1928年的王玉龄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和谐美满,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但实实在在的“代沟”使得王玉龄并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张灵甫这个人的过去,理解身处中国现代史上最血雨腥风最风云变幻的年代,他面对那些重大抉择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太年轻的女人。她能够付出的,惟有感情。这份感情一直支撑着她,直到现在,尽管谈起孟良崮她已经可以很平和地微笑着回答问题,但忆起张灵甫死讯传来的那些日子,她依然眼含热泪、声音哽咽。

    她依然固执地维护着张灵甫“常胜将军”的美名,即使面对无法回避的孟良崮之败,她也会说:张灵甫“几乎”从没打过败仗,孟良崮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败仗。

    她不反对重拍《红日》,但有两点保留:一,希望这个重拍版里不要再有丑化的倾向;二,传说中的李幼斌,她认为不适合演张灵甫,倒不是因为他刻画的“土八路”李云龙太过深入人心,而是因为他“长得不好”,与她心中珍藏了60年的那个高大、英俊、威武的张灵甫形象反差太大。近80岁的人,只要谈起张灵甫,她能够在儿子公司那间非常“台商”风格的凌乱会议室里一坐6个小时,中间只站起来接了两个电话,上了一次厕所。临走,她还反复关照:“我太平凡了,你写报道少写一点我,主要写张灵甫。”

    因此当我抱着“重述历史”的目的去采访王玉龄时,免不了有些失望;可是当我意识到不需要强加给她那些历史的“意义”,只需要去见证这段绵延一个世纪的感情,我却有些羞愧了——从1903年张灵甫出生,到2007年王玉龄依然健朗地接受采访,他们岂不正是用他们“跨越时空”的感情,串起了这整整100年的历史?我们这些后生,即使真的领受了后来者的“优势”,而能以更清晰更全面的视点来解读历史,也总是这些亲历者以自己活生生的爱恨生死,赐予了我们这些启示。因此我们唯有尊重,哪怕怀疑,哪怕反对,哪怕批判,我们也要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为出发点。

    附:人物简介

    张灵甫

    原名钟麟,又名宗灵,陕西西安人,1903年出生,先后就读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历史系。1925年离开北大,投笔从戎,后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同学中有林彪、刘志丹、李弥、胡涟、唐生明(唐生智胞弟)、文强(毛泽东表弟)、李运昌(李大钊侄儿)、周恩寿(周恩来胞弟)等。1928年军校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以及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累积军功升至团长。抗战期间,随74军浴血拼杀,几无败绩,获“常胜将军”美誉。抗战胜利后,升任74军少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统领“御林军”。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

    王玉龄

    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1945年,年仅17岁即嫁给张灵甫,19岁因张灵甫战死而成为“党国第一烈属”。1948年去台湾,1952赴美国深造,入纽约大学会计系,毕业后在美国航空公司任职21年。1973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秘密回国访问,其后开始每年回国,成为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近年担任香港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美国黄埔基金会名誉会长、孙中山国际基金会总会副主席等,并定居上海。

    豪门深闺里的幸福童年

    1928年,王玉龄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她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王家因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王”何键关系密切,而成为当地豪门。在这样的大家庭中长大,王玉龄既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又因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极度缺乏社会生活的技能与经验。

    尚武的家族血液

    问:你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6期的。

    王:对,不过我父亲死得很早,我5岁时候他就不在了。

    问:他得的什么病?

    王:我也说不清楚,是一种脊椎的毛病,现在都能治,但当时医不好。我记得当时父亲瘫痪在床,有两个日本医生为他打金针治疗,但是没什么用,只好来上海找德国医生治。

    问:那是你第一次来上海?

    王:对,一家子一起来的,住了差不多一年,3岁多来,4岁回去。但是德国医生说我父亲来迟了,早一点还有救。

    问:对当时的上海还有印象吗?

    王:有一点。我们住的房子,是从前一个姓陆的都督的,整条弄堂都是他的,我们租了其中一栋。姓陆的有个年迈的卫士,帮他看弄堂。老人很喜欢我,每天早上请我吃早点,大饼、油条、豆浆,我就不客气地坐在那里吃,吃完嘴巴一抹就走。那时候我妈要照顾我爸爸,没有时间管我,就关照我,可以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但是不能走下人行道。后来“一?二八”打仗了,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年,我爸就死了。

    问:你父亲30多岁就英年早逝,他的同学,如叶挺、顾祝同、钱大钧等,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应该也会领军冲杀,建功立业。

    王:其实他军校毕业后也从军了,但是我那时候太小,搞不清楚他参加的是哪方面的军队。我对我父亲非常崇拜,他死后很多年,一直到我10岁的时候,要是受了什么委屈,我就会去对着天讲话,告诉我爸。

    问: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王:记得。我不喜欢男人留胡子,但是我父亲留了两边翘起来的“人字胡”,看上去却很精神。可惜我妈妈没有留东西做纪念的习惯,他们有一张小的结婚照,装在银框子里,放在桌上,抗战逃难的时候,母亲没有带在身边,回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父亲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问:你的上一辈似乎有很强的“尚武精神”,你的伯父也是保定军校的,和唐生智、张群这些人是同学。

    王:他是保定军校1期。我还听家里人说,他是宋老太太的干儿子。

    问:哪位宋老太太?

    王:就是宋庆龄、宋美龄她们的妈妈。

    问:你母亲这边,祖上还有清朝的兵部尚书、总兵,也是行伍出身比较多。

    王:是的。我也只是大致知道一点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公,他在湖北做过知县。他的父亲,我的老外公,做过清朝的兵部尚书,死后皇帝封了“罗武勤公”。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最近正好有人从台湾带了家谱资料来给我,才知道他叫罗孝连。我还听母亲讲,我的舅外公有4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到了曾国荃家,一个嫁到了左宗棠家。另外,我祖父这边,也是从军的,不过官没那么大。

    问:家族两边都有“尚武”的传统,所以你后来也选了位将军做夫君?

    王:那倒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是个没什么心机的人,不喜欢勾心斗角,军人比较直爽,比较好相处。

    问:其实你自己可能没察觉,你的血液里多少也有“尚武”的因子,到现在,快80岁了,还在商场上冲冲杀杀。

    王:儿子公司里的事务,能够参与的我都参与。我到现在还是他的财务总监。

    问:财务总监?快80的人了,那些数字、名字你还能看得清、记得住吗?

    王:你看,我不戴眼镜,既不近视也不老花,只是从最近开始,才觉得有一点点老化的迹象,看东西不像从前那么顺了。

    大宅门里的小公主

    问:因为父亲早逝,你们母女一直住在二伯父王士健家里,而王家当时是湖南的豪门望族。

    王:应该算是,他跟“湖南王”何键关系很好。何健很迷信,认为姓王的都对他有利,所以他做了9年湖南省政府主席,我二伯父就在他手下做了10年湖南省禁烟督察处长。所以当时的人都说我们家的房子是鸦片堆出来的。

    问:长沙的大宅子现在还在吗?

    王:已经不在了。那是个很大的宅子,有很大的花园,房子起得很坚固,造了好几年,当时我们一二十个小孩子在楼上跳啊闹啊,下面听不到,因为楼板是两层的,中间还放了沙袋,隔音太好了。后来姐姐们长大了,一个个嫁出去,房子渐渐空下来,家里就决定把它改成旅馆了。抗战期间,我们举家逃难,我伯父的勤务兵卷走了家里剩下的东西,怕人家追查,就用手榴弹把房子炸掉了。

    问:那么多兄弟姐妹住在里面,父辈来往的都是头面人物,有点《红楼梦》的感觉吧。

    王:还好,因为二伯父家里,老大老二老三岁数比较大,不跟我玩,年岁差不多的五哥六哥,我们3个玩在一起。前面3个不带老四玩,所以他虽然大一点,也只好来跟我们玩。我下面,比我小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来我二伯父再娶,又生了6个孩子。当时家里人确实很多,吃饭的时候,光佣人就要坐两三桌,有花匠,有带小孩的佣人,二伯父家的儿女都是由佣人带大的。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都不太想事情的,直到7岁脑筋里都一片空白,10岁还不会穿衣服,每天起床手一伸,让佣人穿衣服,穿好了眼睛还闭着。所以我说,人家去了美国后是从零开始,我是从零下开始的。

    问:你了解你二伯父吗?

    王:不多。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比较严肃,我们小孩都不敢跟他讲话,很怕他,远远看到他走过来,我就赶快拐弯走掉。我大伯父倒是比较慈祥,很喜欢带我出去玩,去酒吧喝酒都带着我,把我往吧台上一放,就跟人家喝酒、聊天、吃花生米。

    问:母亲对你监督得严吗?

    王:她也管我,比如她不让我游泳,怕出危险,也不让我看电影,说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结果我一直到十几岁都没看过电影,只能由姐姐们看完了回来讲故事给我听。她5岁就送我去读小学了,预备我21岁就能大学毕业。不过我母亲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都是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送我去幼儿园,但是我在家里娇养惯了,很不喜欢,非要我妈站在旁边我才上课,否则就闹,结果只上了3天,就回来了。后来读书了,家里就请了女教师,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一个大房间里,小孩每人一张小桌子,由女教师监督做功课,不懂的可以问她。

    问:日军打倒湖南,你们家不得不开始逃难的时候,你只有10岁,小学4年级。那时候张灵甫已经作为团长、旅长、师长,在跟日军一场接一场地浴血奋战了。作为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王:其实我们小孩子当时都很快乐,能够不上课,感觉就像是去郊游。

    问:8年抗战,3次长沙会战,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后你回长沙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

    王:整个长沙都被大火烧了。能炸的都炸了。一片废墟里,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我先生正在长沙帮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家也没有了,刚回来时,租了人家的房子住,后来才慢慢另起了房子,在韭菜园。再后来,我们又在长沙水陆洲造了跟原先差不多样子的房子,另外在杭州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是我大姐的陪嫁。

    问:嫁了人,你就中断了学业,也和从小一起长大、学习、玩乐的兄弟姐妹们告别了,有觉得遗憾吗?

    王:其实那些哥哥姐姐,不是上班了,就是去外地读大学了,有的是浙江大学,有的是复旦大学,早就不在一起了。学业嘛,老实讲,我并不是很喜欢念书,所以也没什么遗憾。年轻的时候,我做事情基本上不考虑什么后果,高兴怎么做,就去做了,很任性。

    打日本人,他从没打过败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灵甫随国民党王牌部队74军参加了“八·一三”凇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长衡会战等,其中因“张古山大捷”而被田汉以真名写进话剧,被誉为“常胜将军”。

    问:应该说,张灵甫和上海还是很有渊源的,两次凇沪抗战,1932年的“一·二八”和1937年的“三·一八”,他都有份,后者更是实实在在打了场恶仗。

    王:我告诉你,上海、南京、长沙、江西,这一带的战争,他没有一仗不打的,没有一仗不是受了伤抬下去的。受了伤,留着血,他还是一直坚持指挥,直到部下强行把他抬下去。他这个人,既不讲名,也不要钱,就是要尽他的能力把仗打得最好,不要命地打。所以他能够带兵,74军所有人都很服他。所以打日本人,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问:“八·一三”凇沪抗战时,张灵甫是团长。当时参战的“团长”中,可能有两个是最有名的,一个是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一个就是张灵甫,他们还是黄埔4期的同学。

    王:对,他们是同期的。不过好像他们没什么来往。张灵甫这方面和我性情相投,都不喜欢交际。他很少出去,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和好朋友聚会。他几乎就没有朋友,只和自己的部下来往。

    问:张灵甫跟你说起过自己的抗战经历的吗?

    王:他从来不讲。在南京的时候,他也从来不讲他办公室、军营里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高兴的、不高兴的,他都一字不提。所以对他的过去,我可以说一概不知道。

    问:但是他受了很多伤,那些伤口你应该是亲眼所见吧,据说有13处?

    王:不是,是有一次,13个弹片一下炸到他身上。他身上的伤还要多。比如他的右腿,有人说他有点跛,叫他“瘸腿将军”,其实你看不出来。抗战的时候,日本人的机关枪扫过来,有两粒子弹留在他膝盖里,伤愈后他这条腿就完全直了,不能弯曲。坐着的时候,他只能一条腿弯一条腿直,想要站起来,就全靠左腿使劲一蹬,整个人就起来了。我试过,怎么蹬都蹬不起来。但是走路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他腿不好。

    问:你的媳妇是方先觉将军的小女儿。方将军同样是抗日名将,他的第十军死守衡阳,被日军称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你们夫妇和他相熟吗?

    王:我没见过他。在军队里,不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就很少见面,譬如说,我见得多的,就是74军的3个师长、参谋长,其他连团长都不太见得着。

    问:儿子结婚的时候,你也没见到方将军?

    王:我没参加。他在台湾结的婚,我当时在美国。

    问: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你安排了什么纪念活动吗?

    王:有啊,“七七”的时候,黄埔同学会组织了活动。我现在还是香港黄埔同学会的副会长,上海这边黄埔同学有活动,都会请我去,“七七”的纪念活动上,我还发表了演讲。

    问:张灵甫的衣冠冢,如今就在浦东的天逸静园?玫瑰园,你会去吗?

    王:有时候会去。清明的时候,我会去烧包。

    一对新婚的“老夫老妻”

    1945年抗战胜利,张灵甫不去和同僚们争夺军长、司令的宝座,却一门心思窝在长沙,演绎英雄追美人的故事。在他最终“抱得美人归”的同时,也顺利当上了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可谓两不耽误。尽管有25岁的年龄“鸿沟”,尽管王玉龄对张灵甫过去的“杀妻事件”和赫赫战功都不甚了了,婚后他们却过起了和谐美满的“老夫老妻”生活。

    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问:张灵甫追求你的各种细节,大概可以拍一部很有意思的爱情电影了。

    王:他是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张处长做媒。张处长跟他讲,这里有个女学生,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张灵甫就跑来沅陵,我当时读中学的地方,来看我,结果我不在,没看到。他就到处找我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很少照相,一年最多也就一两次,照了也不会随便给别人,所以连照片也找不到。最后他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让他给我打分,那个人打了99分。张灵甫问为什么不打100分,人家告诉他,因为这个小姐脾气太大了。

    问:你是小姐脾气很大吗?

    王:我也不知道。可能确实是在家里娇纵惯了。而且我不大喜欢和生人接触,所以人家会认为我脾气很大吧。我在衡阳时读的明明中学是男女同校的,可是我以前一直读的女校,一下子进男女学校就很不习惯,人家跟我讲话我都不理,人家都不喜欢我,就觉得我脾气不好。

    问:可是你当时只有17岁,张灵甫连见都没见过你,怎么会一下子就铁了心追你呢?他后来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王:抗战刚胜利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念大学,没一个敢回长沙,我那时候已经进高中,学期还没完,我就走了,急着回来。我以为长沙还像从前那么好玩。结果就碰到了张灵甫,不然还碰不上呢。回来后,我经常跟我嫂嫂(她跟我同年,大几个月)还有一些同学一起玩。有一天我们在街上走,碰到了张处长,一定要我去他家,虽然我很讨厌跟老男人在一起,但是他一再邀请,只要我们去待几分钟就用车送我们回家,我们只好去了。到了他家,他就给我看张灵甫的字和照片,我心里想这个人太奇怪了,为什么拿个大男人的照片给我看,想干嘛?

    问:你当时看出张灵甫一手好字了吗?

    王:我根本没看。我跟他讲,我又不是书法家,看不懂,可以走了吗?他就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比较老实,就告诉他我住西园北里。我没敢告诉他具体地址,但是他一打听我伯父,就查到了。张灵甫跟他说,总要看了以后,再决定追不追。所以张处长就带了他来西园。他们故意喊我伯父朋友的名字,佣人就说他不住这里,这里是王士健家。其实那天我在家,但是我一听那个张处长的声音就讨厌,所以根本没出来。

    问:后来他还是见到你了。

    王:有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女孩子出去理发,张处长的太太来了,硬要跟我们一道去洗头发。张处长就站在巷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之后,就去通知了张灵甫。后来我们坐在那里打肥皂洗头的时候,张处长就带了张灵甫进来。我根本不知道,心里在想,这两夫妻感情也太好了,洗个头还要跑来看看。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女孩子,张太太就特地指着我跟他们说:我是陪王小姐来洗头的。张灵甫就站在我背后,对着镜子看我。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觉得这个人看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横了他一眼。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问:结婚以后,你们说起过当时这些事情吗?

    王:嗯。结婚以后他跟我说,假使我当时笑一笑,他就没兴趣了。

    问:为什么?

    王:可能他也是古板脑筋,觉得女孩子先对男人笑的话,也不好。

    问:后来呢?

    王:后来他就天天来我们家。开始我根本不理他,不习惯和生人讲话嘛。慢慢慢慢的,他就不让我紧张了,熟了之后,就开始聊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话题?

    王:讲历史啊,讲故事啊,就这样。他也不会说爱啊什么。

    问:你后来同意嫁给他,主要是因为家里安排、父母之命,还是确实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王:当然我不讨厌他。他人也不错,长得也很英俊,谈吐很有修养。主要还是我的二伯母,她是文艺界的,比较开放,她很赞成这桩婚事,所以我伯父就没什么意见了。

    问:当时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王:因为后来都很熟了,也没什么征求不征求意见,我也没有多想,很自然就接受了。我还想着,结婚以后就可以自由一点,离开家了,没人管了,不用念书了……唉,你想想啊,17岁的小女孩,是不会想得太全面的,脑筋转到一件事情上,就一直那样想下去了。

    问: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对他真的有比较深的感情了?

    王:婚后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啊。越来越觉得,他对我什么事情都照顾得很好,可以讲无微不至。我从小就不喜欢动脑筋,最不喜欢让我自己决定一件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就不用动脑筋,他都能安排得很好。

    问: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前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它的好处。

    王:那是的。从前讲门当户对,并不完全是势利,因为生活的环境大家差不多,至少在脾气啊、生活习惯上啊比较容易融洽,可以减少很多摩擦。因为结婚不是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你把自己的缺点都隐藏起来,但是结婚以后天天生活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问:你和张灵甫的婚姻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他一直都很理解我。我是很有原则的人,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没有人能让我做。湖南人比较犟嘛。比如他的上司王耀武到南京来,他的朋友都让我去接他,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他一个大男人,我去接他干嘛?去的话就有拍马屁之嫌,这种事情我不干。别人觉得我奇怪,张灵甫就很支持我。

    问:当时在南京,都是国民党的大官,你们都没什么交往吗?

    王:几乎没有。

    问:当同僚们都在争夺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的宝座时,张灵甫却一门心思窝在长沙追你,居然一点都不怕影响他的前程?

    王:他根本不在乎。他投军,完全是因为那时候中国乱得一塌糊涂,他认为自己是个男人,有责任为国家的安定效力。那时候,李天霞也在争取这个职位,还托了蒋介石面前的红人钱大钧。结果因为俞济时和王耀武都力荐张灵甫,李天霞还是没当上,他因此恨上了张灵甫。但是张灵甫根本无所谓,你恨他也好,不恨他也好,他做好他的这份事情,其他都不管。

    问:张灵甫是1903年生的。

    王:说实话,他从前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包括这些年份。

    问:他的生日你总该知道吧?

    王:我不知道。我是最近看书才知道的。从前我的生日是要过得非常非常隆重的,他会为我过,但他从来不过他自己的生日,也不告诉我他哪一年、哪一月生的。我就笑他说,你是不是怕我晓得你多老了?他笑笑,也不管。反正对不愿意回答的话,他都笑笑。

    问:张灵甫参加北伐,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他求婚的时候,你想过你们之间25岁的年龄差吗?

    王:他长得很年轻,而我根本没想那么多。他有一次让张处长来请我们吃饭,我伯母就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去了。饭桌上,他们问我伯母多大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赶紧说:那你跟我们军长是同年的,你们来干一杯。这样他们就把张灵甫的年龄少说了10岁。

    问:这么说你是“上当”了。你们结婚后,也没感觉到相互之间有25岁的差距吗?

    王:从来没有。我们在一起,很多性情都很相近。比如我的家里,虽然我不弄,但佣人都训练得好好的,每天要擦、抹,可以讲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张灵甫也是,他是受过军事训练的,抽屉里整整齐齐。

    “杀妻事件”真相

    问:说起来,当时你对他应该说是很不了解的。他以前有过3任夫人的事情,也没跟你说起过吗?

    王:当时都不知道,以后才知道的。

    问:包括他有“杀妻”的“前科”?

    王:他从来没说过。

    问:你也没问过他?

    王:我没问过。不过后来,结婚以后,听人家讲过一些。他死了之后,我才逐渐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是他的第一任太太,姓吴,在四川的时候娶的。吴太太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张灵甫老是发现东西不见了,就问她,她也不做声,他就火大了嘛。

    问:地下党员这个说法,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王:他的侄儿告诉我,头一天晚上,他们两夫妻住在他家,吵架吵得很厉害,可以听出来,是说她拿了他什么东西。第二天一早,张灵甫就带着吴太太还有他们的女儿一起回乡下老家,路上又起了冲突。回到家,他拿出手枪,就在客厅里把她打死了。

    问:是在客厅里吗?但是我看到不少资料,说张灵甫是因嫉妒太太有外遇,在韭菜地里下手的。

    王:那是造谣。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打死你,一定会当着你的面,绝对不会从背后开枪。

    问:你去证实过地下党员这个说法吗?

    王:我回国后,去过西安,见了他们(张灵甫和吴夫人)的女儿。我跟她说,可能你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说对的。因为吴夫人的哥哥是地下党员,这是已经证实了的,再加上她确实经常拿走张灵甫的东西,而且死也不肯开口,所以她应该也是地下党员。

    问:这个事件对他影响还是很大。

    王:那当然。打死人当然是不对的,但当时他们是各为其主嘛。大概也正是因为经过了这些,后来喜怒哀乐,他都能很平静地接受了。他后来在监狱里被关了差不多1年,很多人保他都没保出来。如果不是因为“七七事变”,他几乎要被枪毙了。经过王耀武等老长官多次力保,他才被放出来参加抗战,将功折罪。

    没有婚假的“司令”

    问:你们的婚礼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什么那么麻烦定在上海,而不是在“首都”南京?

    王:因为我们的婚礼,那时候算是很豪华的,而南京,老蒋在那里,你不能弄得太隆重了。而且抗战刚胜利,南京的物质条件不太好,东西不是很全,就算上海也不是很全。当时我去买婚礼穿的高跟鞋,不是小一号,就是大一号,结果只好买大一号的,穿在那么大的婚纱里,不小心就会拐一下。但毕竟上海要繁华一些,一直都是像法国巴黎那样的。

    问:书里说,“党国元老”程潜是你们的媒人?

    王:不是的。我只知道,我们家要求张灵甫找个有名气的人来,他就找了个“主席”,我那时候那么小,根本不知道“主席”是谁,而且他也不是来给我做媒,只是当“媒保”。我只告诉书的作者,那个媒保是“主席”。因为程潜当时做过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所以他们就写了程潜。其实是不是程潜,我也不知道。

    问:婚礼那么盛大,都来了哪些宾客?

    王:哦,人是很多,74军很多人都来了。其他都是他的朋友,我也不认识。

    问:他的老长官啊,其他政要啊都没请?

    王: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的婚礼请帖都没时间发。因为老总统(指蒋介石)是要随叫随到的,所以只好等到最后一刻才出发去上海。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坐火车,早上大概6点到上海的,一到就忙开了。幸亏有一家姓罗的,对上海很熟悉,罗太太就带了我去买花、买首饰、买各种婚礼用品。

    问:所有这些你们都是婚礼当天办的吗?

    王:对,当天办的。我的衣服,包括卸了妆以后穿的旗袍什么,宴席上换的好几身衣服,都是当天几个钟头做出来的。我先生本来还要临时做礼服。他只有军装和黑西装,天气热,都不能穿。后来实在来不及,只好借了罗先生的礼服。

    问:就是结婚照上他穿的那件白西装吗?

    王:对。罗先生个子也挺高的,比他稍微胖一点,所以那件西装穿上去稍微大一点。

    问:婚礼当天你们就回南京了?

    王:我忘了几点,肯定是当晚回去的,可能八九点钟的火车吧。因为老总统在那里啊,他一点点事情,一不满意,就要把张灵甫喊去。

    问:那天老蒋喊他了吗?

    王:没有,但是怕他随时都会喊。

    问:心腹爱将结婚,老蒋也不准几天假?

    王:那时候啊,他给你假,你就有假,他不给你假,你连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老总统随便哪天,晚上十一二点钟想起来打个电话给他,他都得马上去报到。

    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

    问:资料上说,张灵甫身高1.89米,你有1.7米吧,一个威风,一个漂亮,当时走在街上,应该很“吸引眼球”吧?

    王:哦,他其实没那么高。他父亲是1.9米,他是1.87米,我们的儿子是1.83米,孙子是1.81米,所以我开玩笑,张家是“每况愈下”。我也没有1.7米,我是1.68米。我们其实很少有机会一起在街上走,出去有车,只有在古董店里面,或者偶尔在玄武湖、中山陵逛的时候,才会两个人一起走走。那时侯不像现在人那么多,我们去的地方人更少,所以没什么人会盯着我们看。

    问:张灵甫毕竟是北大出身,虽然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但后来在黄埔也得读书,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在国民党将军里应该算很高的吧。

    王:国民党很多将军的文化素质都很高,但他在其中也算是佼佼者了。他小时候读的不是学校,而是私塾,后来在北大读的又是历史系,所以古文造诣很深。读中学的时候,他一有空就带着纸啊笔啊墨啊,去西安的碑林,临摹魏碑什么,所以那时候的字就写得很好了,学校都给他开书法展。当了师长以后,他又开始专门学习于右任老先生的字,于先生看了之后说:几可乱真。他后来用最粗的一种派克笔写字,也是自成一体,而且是用红墨水写,包括给我写信,都是用红墨水。可能他喜欢红颜色吧。

    问: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当年好歹在北大读了3年,为什么没有坚持读完最后一年?

    王:因为当时中国军阀混战,他觉得历史系念出来也没什么用,国家这么乱,一个男人不可能安心做学问,所以他就去投军了,后来又跟几个同乡(指刘志丹、胡涟等)一起,去了黄埔。

    问:你们毕竟年龄相差那么悬殊,婚后是怎么相处的?

    王:我们也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什么爱不爱的,一开始就像老夫老妻,但是彼此很关心,很照顾。我们在一起,就是念念书,读的都是古典文学,他给我讲每一代的文学,唐诗、宋词、元曲什么,我也跟他讲我的心得。我也会陪他去古董店欣赏古董,不过他太忙,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几乎每天早上,我们俩都要去他军部驻扎的中山陵骑马,他的那个军部办公室现在还在。一般都是他先早起,去军营升旗,然后打电话给我,我就去骑马。那时候我还不会骑,那些马都是接收的日本军马,很高大,有一次副官把我推上去时用力过猛,我又从那边下来了。张灵甫喜欢逗我,那些军马,只要前面有他的马在跑,就不会停,我怎么叫它都不停,只好死死抓着缰绳。

    问:他也不怕摔到你啊。

    王:我不知道。可能他有经验,知道不会摔。

    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的画,我们家有200多幅

    问:他经常去古董店,收藏了很多古董吗?

    王:是啊,这些古董如果我今天还留着,我就是大财主了。他是明天没饭吃,今天看到好东西也要买下来。只要是他欣赏的东西,他可以拿在手里,左看右看,翻来倒去,一研究就是好几个钟头,一边看一边得意。我们在南京的家,每个月,房间里陈设的所有古董、字画都要换过,而且不许别人弄,勤务兵连碰都不许碰,全部都是亲手弄干净,放好,再把新的挂出来。人家有什么好东西,都不敢让他看见,让他看见了,他就出高价跟你买,一定要弄到手。

    问:他主要收藏些什么?

    王:瓷器啊,字画啊。他收藏过一对酒杯,据说是杨贵妃用来喝过酒的,酒倒进去,白色的瓷器上就会映出个美女,喝干了呢,美女就又消失了。有些东西那时候还不太值钱,像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光他们3个人的画,我们家至少有200多幅,其中包括一些很大幅的“中堂”。

    问:这些画都是他从市场上买来的吗?

    王:不是,他是从他们手里直接买来的。他对字画很有兴趣嘛,所以他们都认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枚印章,是很好的鸡血石,就是齐白石专门为他刻的,刻了他的名字。这样的好东西他有好多好多,可惜我带回湖南之后,都丢掉了。

    问:是你去台湾以前放到湖南去的吗?

    王:对,放在我二伯父的家里,有四十几口大箱子呢,里面都是他收集的古董。后来听说,不知道给公安局还是农会给没收了。拿走的时候,他们说里面是枪炮,我伯母吓死了,就说你们赶快拿走吧。

    问:后来你回国没想过要去打探一下这些东西的下落吗?不是也有落实政策的吗?

    王:唉,什么落实政策。都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人拿走了。那时候,我妈有一批金条,放在乡下我姨母家。我姨母埋在地下,后来不晓得为什么被别人知道了,就都被拿走了,当时开了收条,说是用来买了化肥。这笔钱到现在也没还。钱到了共产党手上是拿不出来的。

    问:你那时候很喜欢购物,喜欢买漂亮衣裳吧?和现在的时尚男女一样?

    王:是啊,我一直都对穿衣服很讲究。每天早上他去上班,我就去逛商场,有3个我是一定去的,不买东西也要逛。有时候买点衣服、巧克力什么,我很喜欢吃巧克力。还买点花,那时候花的品种也不多,我就买一种叫苍兰的,他也很喜欢,有一阵子我们在家里种了60盆盆景呢。

    问:南京警备司令的工资是多少?

    王:他赚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问:够花吗?他要买古董,你要买衣服。

    王:我虽然喜欢打扮,但主要都是些花布衣服,南京那时候也没什么高档的东西可买,夏天就是穿很薄的带花的麻纱衣服。还有就是吃。有一次我带他去一家大餐馆吃饭,点菜,他就点了一份蛋炒饭,把我气死了。我还比他懂一点,他是根本不懂。后来我就拿了菜单来重新点。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问:你们当时的家大吗?

    王:一开始是用金条顶的房子,是洋房底楼的一层。后来张灵甫有个朋友,是个姓何的监察委员,来南京没地方住,就送给他了。我们另外又在西华门买了房子,那个房子太老了,就拆掉重盖,起了两栋小楼,也不算很大吧,住的地方差不多300平方米。

    问:书上说,你们这个新家是张灵甫亲自设计的?

    王:不是,他只是设计了花园,为花草布置画了图纸。

    问:这是你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王:对,他还特地写了个条子,写明这个房子是送给我的。我就很奇怪,你的我的,不是都一样吗?我当时不知道他家里会有麻烦,他的哥哥是死要钱的,张灵甫死后,他第一次来,就要分抚恤金,后来又要分房子。我后来才知道,他去法院告了一状。我把张灵甫的条子送去房管局,房管局给了我收条,说这个条子在法律上,跟房契上换名字上一样有效的。可是现在南京的房管局就赖皮,说这个房子应该一家人一起分,只能付给我十几万块钱。我不同意,所以一直拖,拖到现在。

    问:你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

    王:是啊。本来我刚回国的时候,跟邓颖超讲一下,她肯定会还给我这个房子嘛。但我总觉得,政府这么招待我,我要是还去要房子啊什么,难以启齿。后来是我浙江大学的一个哥哥(按:指伯父的儿子)跟我讲,为什么你不把那个房子拿回来呢?你老了也可以回来住啊。那时候是1984年吧,我还没想到要回来定居。我哥拿着我的委托信,去跟房管局打交道,房管局说没问题啊,你妹妹任何时候回来,我们任何时候给她。可是1985年,他们就把房子拆了,也不告诉我。现在讲起来,就说张家人都应该有份。我说这个房子是张灵甫给我的,就是我自己的儿子,我不想给他就不给他。

    问:房子拆掉后,那里现在是什么?

    王:我也不太清楚。拆掉前,据说那个房子里住了6家人。有人告诉我,我们原来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面。

    问:你没有回去看过吗?

    王:我到过南京。但是那时候人家不都住在我家里吗,陪我去的国务院的人就不让我去看,怕我看了不舒服。拆掉以后,一开始他们说要给我两万多块钱补偿。我就写信去海基会,再转到海协会,汪道涵批下来,后来就算400多块钱一个平方,300多平方,算10几万块钱,我还是不同意。上次黄埔同学会活动的时候,有人出主意,让我写信给李源潮,我就写了信,把事情原委都讲给他听,李源潮就一直批下来,到南京市的市长。后来就来了两个人找我,说是房管局的,我就给他们看了当年房管局的收条,那上面写着收了我3件文件:我先生的条子、地契和地图。

    问:但是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眉目?

    王:有人跟我说,知道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假如我再为南京做些事情,就送一栋房子给我。我说一个中国人为中国做事情,是应该的,但是我现在是要回我自己的房子,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问:差不多在装修新宅的同时,你也怀孕了,双喜临门,你当时大概万万想不到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吧。

    王:那怎么想得到。我先生死后一年,我都不相信他死了。

    孟良崮:生与死的界线

    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旋即内战爆发,整编74师作为急先锋,从苏北一路推进到山东,王玉龄也带着身孕,多次去前方陪伴张灵甫。她没有想到的是,不出半年,高歌猛进的张灵甫就落入了陈毅、粟裕的包围圈。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只做了两年恩爱夫妻,他们就天人两隔了。

    挺着大肚子上前线

    问:今年其实也是孟良崮战役60周年,听说你4月份刚刚登了一次孟良崮。以前去过吗?

    王:没有,没有去过,我没到过山东,这回都是第一次去。

    问:对你来说,那个小山包,也称得上是“伤心岭”了吧。

    王:唉,我是坐车去的,现在有柏油公路,一直开上山。但是有一部分,到那个山洞去的路,要下来走。我一边走,一边想,那时候真是苦。打孟良崮之前,基本上每打完一仗,张灵甫和整编74师就要撤下来修整一个礼拜左右。他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了。那次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腿上生了一个疮,后来他就上孟良崮了,又不能坐车,只能自己爬上去的吧。

    问:是瘸的那条腿吗?

    王:不是,是另一条。很痛,有脓,没熟的时候又不能挤,他只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也快生了,9个月了,也只能睡在床上。人家来看我们,我们两个人就都躺着。

    问:你都快生了,还跑那么远?

    王:那时候年轻嘛,根本就不觉得。其他的军官太太们就讲,张太太,你带着这样一个大肚子,跑来跑去好像没事一样,我们一路跑到前方,好像骨头都散架了,都不想再来了。那时候,每打完一仗,我都去。

    问:那他在不断前进,等于你每次回来,再去的时候又要往前多走很多路。

    王:对对对。就是一次次走。

    问:一路上是怎么去的?

    王:我们先要坐火车,从南京到徐州,再坐吉普车到前方。当时没有路的,吉普车直接在田里走,颠簸起来,人常常被抛得碰到吉普车的顶。

    问:那你也不怕影响到胎儿?

    王:当时是19岁,不懂啊,人都是懵的。我刚怀孕的时候,都不敢告诉人家,以为自己生病了,就叫军医来给我打葡萄糖针,打得我的孩子生出来是12磅,生的时候足足叫了25个钟头!

    问:你儿子这次也陪你去了孟良崮?

    王:对,他是从美国回来。我跟他说,这次你一定要赶回来。

    问:他去过孟良崮吗?

    王:他去过。我们有厂在山东,他去看货的时候,上过孟良崮。孟良崮现在分为两边,原先那边,是国家开发的,有一个洞。我儿子去看了以后,回来就跟我说:妈,爸爸的指挥部,那个山洞太小了,都进不去,勉强挤进去,里面只能坐两个人。我说那不对,你爸是打仗去的,又不是躲警报去的,一个军部怎么可能只有那一点点地方?

    问:是搞错了吗?

    王:那上面确实写了“张灵甫击毙之处”。不过现在,在山的另一边,又找到两个山洞,其中一个外面写着“整编74师指挥部”,这个洞里面可以待几十个人,比较像。他们现在把张灵甫写给我的遗书,放大了以后刻在山岩上。再上面一点,他们还把我在浦东玫瑰园题的诗、张灵甫的照片、生卒年月等,都做到山岩上。他们还在建一个“灵甫亭”,里面的碑上会刻张灵甫的生平。另外那个洞,叫万蝠洞,里面有黑蝙蝠,还有白蝙蝠,据说当时卫士们就驻扎在那个洞里。孟良崮整个就是石头山,所以那一仗打得艰苦,原因之一,是枪炮打在山上,迸起来的碎石头打伤的人,比枪炮本身打伤的还多。

    问:你最后一次见张灵甫是在哪里?已经进山东了吗?

    王: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刘庄啊还是陈庄啊什么,我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庄子里面。我一离开,他就打孟良崮了。

    张灵甫之死

    问:张灵甫战死孟良崮是定论,但过程却一直有争议,最常见的,通过电影《红日》而广为人知的,是“击毙”说,但其他还有“自杀”说,“杀俘”说以及“被俘转移中重伤不治”说。你和整编74师的老部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你认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

    王:我听到国民党这边,兵也好,官也好,回来讲的都是一样的,说是自杀的。那个杨参谋回来就跟我讲了,他是最后一个留在张灵甫身旁的。还有一个人,现在在长沙,就是那个译电员,我在长沙住了7年,他不知道,我妈妈死的时候,报纸上登了讣告,有一家写的是张灵甫岳母逝世,他看到以后就来找我,告诉我当时的情况,跟杨参谋讲的一样。另外还有一个,是74师魏参谋长的太太,也是湖南人。你知道,军队里面派系是很分明的,这个魏参谋长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是国防部派来的,不是从74军内部一路升上来的。所以张灵甫跟魏参谋长没有那种很深的战友情谊,而像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这些人,张灵甫死,他们都要跟着一道死的。最后时刻,张灵甫跟他们讲,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想自杀的,可以出山洞去。魏参谋长和一个叫陈嘘云的旅长都出去了,他们后来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以后,两个人都在军事学院教书,魏参谋长的太太一度住在陈嘘云家。魏太太后来一听说我的消息,就打电话给我,说张太太我一定要来看你,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因为74师其他的军官太太都不理她。她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她把魏参谋长和陈嘘云他们讲过的关于孟良崮的话讲给我听,结果跟其他官兵回来讲的,都是一样的。

    问:那么他们讲的孟良崮的最后时刻究竟是怎样的呢?

    王:当时,魏参谋长是第一个跑出来的,陈嘘云出来的时候,看见解放军已经在山下盘问他了。陈嘘云就对着山下放了一枪,结果解放军还击,打在他肩上,就倒下去了。差不多同时,他听到后面山洞里一阵枪响,应该是全部自杀了。

    问:我看到当时为张灵甫验尸的人回忆,说张灵甫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根据枪伤判断,两枪眼均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而致,所以他们判断是“击毙”。

    王:不是,子弹是打在头上的。那个译电员当时也在里面嘛。他要求跟张灵甫一道去,张灵甫说,你年纪这么小,还是不要死。他是看着他们自杀的。

    问:是他们各自自己开枪,还是另外有人开枪?

    王:是有人对他们开枪,一个姓刘的,叫刘立梓。一开始他不敢打,张灵甫就讲,你还是不是军人?我还是不是不长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必须开枪。结果第一枪他手抖——这是杨参谋回来告诉我的,他当时肯定也在里面——子弹从腮帮子穿过去,后来又补了一枪。刘立梓把这4个要自杀的人干掉后,他自己也自杀了。

    问:现在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回忆录等的公布,解放战争的一些历史也有新的解说。比如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军的作战方案细节,据说实际上都被刘斐、郭汝瑰等透露给中共方面了。

    王:那是真的。老实讲,陈毅……这跟你讲讲没关系了……你看,整个苏北,不到1年,才几个月,张灵甫全部从陈毅手上拿下了,105个县,淮阴、淮安、涟水一路打上去。涟水那仗打得确实很惨,张灵甫站在最前线,拿个望远镜,所以没人敢后退。孟良崮的作战计划确实泄露出去了,不然的话,陈毅不会集中30多万人,打整编74师3万人。74师是机械化部队,有一个团,是坦克大炮,都不能上孟良崮,没有路嘛,只好集结在徐州待命。那个团长现在还健在。

    问:所以整编74师当时统计被歼人数是2.2万人,它应该有3万多人吧。

    王:应该有差不多4万人。就是那个团没上去。

    问:郭汝瑰当时是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刘斐先后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和国防部参谋次长,作战计划都是前者参与制订的,作战命令都是后者下达的,他们对张灵甫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撇开政治不谈,纯从军事上讲,张灵甫死得好像有点冤。

    王:不光是这些。几年前,中央的宣传部门,有人来找我,让我证实一下张灵甫是怎么死的。我就讲,张灵甫死得很冤。我说有三点:第一点,汤恩伯是个“常败将军”,我不晓得为什么蒋总统那么欣赏他,他从来没打过胜仗。打淮阴打涟水的时候,是由李延年统一指挥74师等各路部队的,后来换了汤恩伯。我看了很多说法,说张灵甫自说自话跑到孟良崮上面去。国民党的军人不像共产党的军人,可以自己做主,张灵甫当副师长的时候,那个姓廖的师长,就是因为擅自行动,被枪毙了,张灵甫才升的师长。所以张灵甫孤军前进,一直到上孟良崮,都是汤恩伯的错误指挥。第二点,陈诚讲话不兑现。他跟张灵甫讲,打下涟水,就让你到后面去修整。因为涟水是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74师的老兵死了很多,张灵甫说,新兵顶上来,打胜仗一拥而上,打败仗的话,就是乌合之众了,不能守的,一慌张,就跑了。但是打完涟水,陈诚不让他撤下来,他就很不高兴,摔了陈诚的电话,说你可以对我讲话不负责任,你让我怎么去跟我的部下说?他当时都跟部下讲了,打下涟水,就回南京去修整。

    问:这个事情是他讲给你听的吗?

    王:我就在前方啊,我听到他讲电话,看到他摔电话啊。他当时很担心,我还听到他跟副军长等人抱怨,说如果打了胜仗,人家都说是应该的,打了败仗,就会被指责恃骄啊什么。第三点呢,就是友军不合作。各军都想保存实力,不肯上来,尤其是李天霞,这个人很小气,你们不是说张灵甫会打仗吗?那好我就让你自己打打看吧。李天霞的整编83师,当时离74师只有10里路,几个钟头就到了,张灵甫就喊他快点过来,但他就是拖着不前进。

    问:仗打完以后,你后来见过李天霞吗?

    王:他们把李天霞押到台湾去以后,有人让我去看他。都是王耀武的部下嘛,他们也想救他一命。张灵甫死了,王耀武也被俘了,老74军的人,就剩下李天霞了,不把他捧起来,他们这些人没有拥护的中心,怎么爬得上去呢?如果我去看他,对“总统”来讲,就表示我已经原谅他了,他并没有对我丈夫怎么样。那我不去,没有去。后来是他太太,跟我年纪差不多,她来找我,让我看看李天霞。那是在他放出来以后,我去了他们家一次,他正好在家,就问张太太好不好啊什么,可是我怎么看他,总是不太顺眼。没多久,他又关进去了,因为“金砖案”。他集了很多人的资金,做渔船生意,但是钱都被他花掉了,只好用假的金砖,上面盖了一点点金子,付给船厂。结果人家查出来里面都是铜的,就告了他,又关了进去。

    问:这次有关方面还勘察了张灵甫的埋葬地点,以前对此一直众说纷纭,有什么新发现吗?

    王:我没去。他们要我去,我没去。他们说是在一座老百姓的房子下面。我不太相信,因为老百姓一向忌讳把自己房子造在人家坟上。

    问:有说法,当时是陈毅批准用上好楠木棺材厚葬张灵甫的,但又有说法,是时任华野6纵副司令员的皮定均下令厚葬的。你自从1973年受邀回国,与中共高层一直有接触,没有问过这些事情吗?

    王:这些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就没有问。后来跟他们很熟了,成了朋友,我就问他们,假设我当年没有离开大陆,你们看我哪一关过不去,三反,还是五反?他们说,你要听真的还是听假的。我说当然听真的。他们说,那你第一关就过不了。这辈子,可能我做错过很多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得很对,就是无论怎样,当时我都要离开大陆。

    生死两茫茫

    问:张灵甫是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的,而你过了很久才知道。

    王: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他的朋友啊卫士啊,都瞒着我。他最后还选了几个高大、性格好的卫士,从孟良崮下来,专门来保护我。从前我在前方,如果晚上月亮好,我们出去走一走,这些卫士就前面4个,后面4个,跟我们一道走。

    问:那你后来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王:时间长了,隐隐约约的,我就很奇怪。因为张灵甫打仗的时候一般不打电话给我,但是会发电报,拟个稿子,让译电员发过来。有时候战场上电话可能不通,电报一般总是通的。他在外面打仗,几乎每天,不是有电话就是有信啊电报啊回来。所以那阵子我就很奇怪,好像一下子,什么音讯都没有了,好像这个人就丢掉了。问周围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其他的太太们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据说产妇在月子里不能受刺激,所以她们安慰我,说打仗的时候,打得太激烈了,没有音讯很正常,从前打日本人时,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是能骗一天就骗一天,直到他的随从杨参谋,被俘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被放回来,我记不清是8月还是9月了,他把那封信带给我,我才确定。

    问:是张灵甫亲手写的绝笔信吗?

    王:对。杨参谋一回来,就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把信交给我。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死了。但是以后的一年多,我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怎么会这么说死就死了呢,好像不太可能吧。

    问:绝笔信你现在还保存着吗?

    王:唉,很可惜啊,他的东西都没有了。后来他的朋友、部下来,我就把信给他们看,他们就觉得,应该给老先生看看,就拿去给他看了。老先生看了,就不退给我了,就放到国史陈列馆去了。后来李/登/辉做总统,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是台独嘛,那信放在他们那里干嘛?我就去问台湾的战史馆馆长要。他说得很好听,一定给你找,结果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找。第二年我回去,又去问他找到没有。他就说,哎呀,都找遍了,没看见啊。我说这既然是战史史料,为什么你们随随便便就丢掉了呢?他说东西实在太多了,可能在哪个角落,就是找不到。后来我就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部长,他也说对不起,找不到了,只是把他的勋章啊,还有那艘“灵甫号”军舰的图片复印件啊什么寄给我。

    问:绝笔信的原件没有了,照片你这里有吗?

    王:那有。原信拿去给老先生之前,我拍了照留下来。还好拍了照,否则什么都没有了。孟良崮上的石刻,就是用我的照片放大后刻上去的。后来我儿子又让他们刻了块小的,放在桌上。

    问:据说张灵甫出征前曾给你留下一把小手枪?

    王:你看看,我告诉你,很多事情都是谣传。你说张灵甫对我那么好,而且他的遗书上,要求我善待老父,养育幼子,他怎么会要我也自杀呢?不可能的嘛。这个不晓得谁编出来的。

    问:张灵甫怎么说,也是强硬反/共的,最后战败身亡;共产党方面,也有无数人倒在张灵甫和他的整编74师枪口下。而你这30多年来,一直在做的是沟通双方的工作,一直和中共这边有密切的联系。你怎么想这些问题?

    王:这是两个党在相争,张灵甫是国民党的军官,他不能不服从他的党,也不能不服从他的领袖。当年指挥孟良崮战役的粟裕,他的侄儿粟刚兵有一次想请我吃饭,但是又怕在我这里碰钉子,就找了我的表妹,来跟我讲。我说没关系啊,谁让他的叔叔,和我的先生一样,都是职业军人呢?

    问:粟裕也是中共方面的“常胜将军”,经历血战、硬仗无数,却唯独选择将自己的骨灰撒在孟良崮主峰上。可以说,纯从军事上讲,他们确实是惺惺相惜的对手。

    王:军人各为其主嘛,所以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说恨什么人。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好领导。

    问:对于60年前这场上千万人浴血厮杀的大内战,你今天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回顾这场残酷的内战,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王:我觉得陈水扁这样台独搞下去,可能共产党是不会允许的。我经常看台湾东森的新闻。我就觉得,这个陈/水/扁实在是……一个人言而无信就不是个人了嘛,他讲话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的荷包,要赚多少钱进来,做一切事情是为了他的选票。现在如果民进党再当家8年,那人民还要不要活啊。这是我跟你讲的,你这个话不要写进去。我写了封信给中央,现在我们就应该做些工作,让在这里的台商回去选马英九,不能再让陈/水/扁当政了。这是我的感受,我是个战争的受害者,我10岁就开始打仗了,打日本人,后来一直都在打仗,所以我很反对战争,尤其是打内战,打内战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再做些工作。马英九当政的话,政坛应该还比较洁净,陈/水/扁再搞下去,民不聊生啊,真是好可怜。我每天吃饭的时候,看着台湾的电视——因为我们这栋楼住的台湾人很多,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电视——我一看见陈/水/扁那个笑的样子,我就真想甩他两记。现在台湾变成他的一言堂了,他怎么讲就怎么样,已经不承认孙中山,不承认蒋介石。你就不要讲别的,你没有蒋介石,还有今天的台湾吗?不是蒋介石的8年抗战这样下来,讲得不好,我们中国还有中国吗?你不能去挑起人民的仇恨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为什么不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一点?

    台湾与美国:与孙立人共舞

    1948年以后,王玉龄去了台湾。由于她“第一烈属”的特殊身份,在台湾与很多名人过从甚密,其中既有著名的影星、歌星,如叶枫、张仲文等,也有高级将领,如“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等。但是台湾压抑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活条件,使得王玉龄下了赴美求学的决心。

    叶枫、张仲文与张艾嘉的妈妈

    问:张灵甫战死整整60年了,你一直没有再婚。为什么呢?是张灵甫对你影响太大了,你觉得一辈子只能有这么一个人?

    王:我没那么想。我也不是那种古板的脑筋。不过他去世10年吧,我都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后来嘛,可能我不喜欢人家,可能人家不喜欢我,感情的事情,实在很难讲。

    问:1949年离开大陆的时候,想到过会几十年回不来吗?

    王:实际上我1948年就到台湾了。那时候不是蒋总统下野了吗?他到溪口去,他们总统府的人我都很熟,有时候老先生请个名角什么去演习戏,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张太太啊,要不要来看戏啊?有时候我就会从南京跑过去。所以,“总统”的医官后来老是跟我讲:哎,那时候我最幸福了,他们都忙啊,没有人陪你啊,就是我陪你啊。他不让我叫他医官,让我叫他Doctor熊。他后来做了台大医学院的副院长。

    问:1949年以后台湾岛内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是不是很乱?

    王:也不是乱,就是谁也管不了谁,而且地方也只有那么大,反正大陆去的人,一上街,一定都碰到。

    问: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你和多位老牌港台明星的合影,有叶枫、张仲文等。你和她们很熟吗?

    王:哦,那是我去美国以后了,回香港玩,跟她们碰头。叶枫是台湾后来的“空军总司令”徐焕生的小姨子。我跟空军很熟,在南京的时候,我20出头,年轻嘛,喜欢跳舞,每个礼拜六,都去空军俱乐部的舞会。叶枫也会去,和他姐姐、姐夫坐在一起,这样就认识了。我比叶枫大概大四五岁吧,跟她二姐年纪比较接近。跟张仲文是去了台湾后认识的。当时有个空军,在南京的时候跟我很熟,跑来跟我说,要请教我个问题,说他喜欢个人,肚子里有孩子了,他应不应该跟她结婚。我说既然孩子的爸爸也没有了,你爱屋及乌,娶了她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带我去看人,那个人就是张仲文。她后来出演了人家为她量身定做的《三姊妹》,一举走红。60年代,她嫁给一个德国人,比她小很多。我那时侯在美国,她告诉我这事情,我说那不好吧,现在你无所谓,等你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再过几年,他嫌你老了,你又会难受了吧。我劝了她几天几夜,结果呢,她现在好好的,他先生已经死了。

    问:那张照片上还有张艾嘉的母亲。

    王:张艾嘉的妈妈,我也是在台湾认识的。她本来也是嫁在空军。因为宋美龄从前挂名做过“空军荣誉总司令”,所以去了台湾以后,对空军的太太们,比对陆军的太太们要好。那时候台湾空军的飞机,都是打日本人的时候,因为中国没钱,宋美龄去买回来的美国退役的飞机。修修补补,打了8年抗战又打内战,再到台湾去,你说怎么能上去嘛。上去就掉下来,上去就掉下来,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张艾嘉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宋美龄就召见了3个空军的太太,其中有张艾嘉的妈妈,还有张俐敏(另一位台湾老牌歌星)的妈妈。当时台湾生活很困难嘛,没有了丈夫,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宋美龄问她们想做什么,张艾嘉的妈妈就说她想当空中小姐,宋美龄就写个条子,让她去中华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了。张俐敏的妈妈呢,就说想去美军顾问团做打字员,宋美龄也写个条子,让她去美军顾问团,结果人家拿了很多东西给她打字,她却一直坐着不动,人家催促她,可以开始工作了,她就问:那纸怎么放进去……哈哈哈,那都是她们自己后来说出来的“丑事”。

    问:你是1952年离开台湾的?为什么?

    王:我们没法生活了呀。国民党不像共产党。我这个人讲实话,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产党对离退休干部、烈士的家属,都是照顾得非常非常周到的。但是国民党这边,张灵甫算是“第一烈士”,我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每个月只有几十斤米几十斤油,一家人能过日子吗?但是我这个人也是很骄傲的,从来没有问别人借过一块钱,再穷,在家里啃面包,也不去借钱。那时侯有人介绍我去彭孟缉(时任台湾“警备总司令”)的一个有点特工性质的机关里工作,我没去做,拿那点钱,都不够我坐三轮车来回的。

    我所看到的“孙立人事件”

    问:怎么会动脑筋去美国的?

    王:那时候我常去孙立人家,他就给我找了美军顾问团的一个中校,教我英文。

    问:你和孙立人将军关系很好?

    王:对,我叫他姨父。那时候他是台湾“陆军总司令”,兼全省的“保安总司令”,所有的军、警、宪都归他管。他太太是湖南人,一直都对我很好,我们家不作兴认干爹干妈,所以就叫他们姨妈、姨父了。他们两夫妻结婚多年都没小孩,我儿子小时候长得很好玩,两只眼睛大大的,他们就很喜欢我儿子。孙立人的司令部驻扎在台南屏东,我住在台北。有时候,他起来得早,太太还在睡觉,就派他的随从参谋到我家来接我去他家。他很喜欢跟我聊天。有时候他们家里开舞会,需要舞伴,我就带一群朋友一起去。

    问:孙立人是1900年出生的,比你先生年纪还要大,他整天找你聊天,你们都聊些什么啊?

    王:哎,奇怪了,你看,我跟张灵甫年纪相差也很远,我们也可以很聊得来。要讲具体聊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要是聊得不开心,就不会常常叫我去吃饭了是吧。

    问:你离开台湾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孙立人事件”,孙将军因所谓“兵变”图谋,而被蒋介石软禁,一关就是30多年。

    王:其实我还没走的时候,他那个姓黄的女秘书已经被关起来了。那是两姐妹,姐姐叫黄珏,妹妹叫黄正。她们都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我不是没读大学吗?可是我的同学很多进了金女大,跟她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后来就很熟了。孙立人有个干儿子,他妈妈信佛,孙太太也信佛,所以他们关系就很Close。这个干儿子介绍了黄氏姐妹到孙立人那里做事情,结果姐姐做了女生大队的大队长,妹妹就做了孙立人的秘书。姐姐长得蛮漂亮的,男朋友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大陆派去的地下党。这个人后来被发现,枪毙了。黄氏姐妹也因此被打成“匪谍”,最后一直牵连到孙立人。当时我跟空军很熟,空军里就有谣言传出来,说发现这个人是共产党的,是个将军夫人。这个将军夫人就是指我了。其实我只是跟她们姐妹很熟,那个男的我根本没见过。但是谣言传得像真的一样,空军里还有人画了漫画,就把那个告密的将军夫人画得跟我很像。

    问:所以你下决心离开台湾?

    王:还有件事情。李觉,就是何键的女婿,我一直叫他李伯伯,因为都是我伯父的朋友。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很喜欢我。李觉后来不是跟程潜一起起义了吗?那时候,台湾就有谣传,说李觉有封信给我,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没有收到过那封信,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也不知道。还有一次,有个总统府的高级将领到我家来,他带着个公文包,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包不要这样放着,那些秘密文件,你不怕我拿掉啊。他赶紧就把公文包挪到身边去了,我就很生气。当时气氛太紧张了,也是我很不喜欢台湾的原因。我是个喜欢自由自在的人,不喜欢别人管那么多。

    问:你跟黄氏姐妹很熟,她们真的是共产党、“匪谍”吗?

    王:不是。根本不是。他们要把孙立人搞下台,总要找个原因吧。那个时候,麦克阿瑟不是请孙立人去过一次日本吗?其实那次去,孙立人是报告了陈诚,陈诚又报告了蒋介石。不然他怎么敢去呢?但是他回来之后,蒋介石就生怕美国人要把孙立人捧出来代替他,再加上蒋经国也不喜欢他。其实经国先生对我还是很好的,在台湾,每次看见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马上停了车子跑下来说:张夫人,要不要我用车送你到什么地方去……我从来不坐他的车,那时候还生着气呢,我丈夫都死了,我要坐你车干嘛。

    问:孙立人重获自由后你们见过面吗?

    王:他还没有自由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他被关了十几年后,60年代的时候,我回了一次台湾。有一天晚上,我跟朋友一起去喝咖啡、跳舞,正好孙立人也在。

    问:他不是被软禁了吗?怎么还能出来跳舞?

    王:每一年,都规定要他到台北来,做全身检查。刚好我就碰到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不能去看他嘛,他给软禁在台中,看他就是给他找麻烦。所以在夜总会里碰到他,我就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他就跟我跳舞,一边告诉我,周围那些人都是监视他的,他用英文跟我说话的,说那些人都是WatchDog,看门狗。然后我们一边跳舞一边聊天,聊了很多。他那个小女儿,长得跟他一个样,看见我一个劲叫“姐姐”,亲热得不得了。

    问:那是你最后一次见他?

    王:对,后来就没见过了。七八十年代以后,我就很少回台湾了。自从周总理1973年请我回大陆,我每年1个月的假期,都要来大陆,其他地方就很少去了。

    在美航做了21年会计

    问:你后来是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做什么?

    王:是啊,做我的本行,会计啊。

    问:你在美航待了21年,一直做会计?

    王:也不是一般的会计,是查账的,审计吧。

    问:你连小学的学业都是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渡过的,中学又没读完,以这样的学历基础,中断多年后马上要考进美国的一流大学,不太容易吧。

    王:困难当然有。所以我考的专业是会计,因为会计用不着太多的英文。其实我从小也很讨厌数学,而会计又很需要数学。我是1952年年底,除夕夜到的美国纽约,中间复习了半年,到1953年6月进了纽约大学。

    问:你这个大小姐,一个人在美国打拼,许多基本的生活技能都要从头学起。

    王:我确实什么都不会啊,不会煮饭,没进过菜场,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在外面吃。然后就是打工,在一家广东人的进出口公司做秘书,订货啊,接电话啊。

    问:毕业后换了许多工作,为什么?

    王: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天气太热我不想做工,天气太冷了我也不做,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不喜欢那个人,我也不做,诸如此类的很多吧。

    问:还是大小姐脾气啊。

    王:反正很多毛病了。

    问:可是后来你又在美国航空公司一干21年。

    王:本来在美航,我做了第一年就不想做了。因为当时我要回台湾,只有两个星期假期,我就想,飞机来回就去掉那么多时间,我在台湾只能待个把礼拜,就没意思了嘛。我就跟公司再请假两个礼拜,可是他们故意为难我,说人家要是都像你这样,美航就要关门了。我说你们放心吧,没有人会像我这样,每年要回台湾去。我心里想,你给不给我假嘛,你不给我有不给的打算,给也有给的打算。我的意思是,不给我就走了。后来他们直到假期到来前一个礼拜才给我。离开美国前要打预防针,人家都是一个月里慢慢分开打,我只好在一个礼拜里打下去,打得我都发烧了,他们就问我,说你觉得值得吗?我说不值得的事情我不会做。所以就没话说了。

    问:你在美航那么多年,跑了不少地方吧?

    王:全世界跑了三四圈吧,几十个国家都跑过了。欧洲的国家最简单了,有时候一个礼拜就玩遍了。飞机票是我们内部价,很便宜。有一年我想去希腊,飞机票只要114美元,正常票价要1000多。

    问:退休的时候你还不到50岁。为什么选择退休?

    王:做审计员嘛,审来审去,除了加点薪水,你还能加什么呢?到后来,我一个人的薪水,他们就可以请两个人了。那时候美航出了个规定,做满15年的人,就可以退休。那我巴不得,我正不想再做了呢。我一退休,就很多人找我做生意,都是做海陆空运输的公司。在美国那么多年,我从没把美国当成是我的家,我没有这种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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