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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冰:局外人,局内人

编辑:missan  日期:2017-05-19 16:37

他把自己当作这些作品的局外人,戏份一杀青就决绝告别,偶尔打开电视看见自己的脸,他都不作停留。他认为自己还没拍出能够配得上“艺术家”称号的作品,而中国满地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这三个字给得便宜”。

何冰:局外人,局内人

“我会不会已经被时代甩掉了?”

4月12日下午3点半,演员何冰的最新角色是摄影师镜头中的“演员何冰”。

在北京798一家传媒公司的楼梯台阶上,何冰身着牛仔外套和校服风格的黑白运动裤,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摆着类似于托腮凝视的深沉姿势。他肤色暗沉、眼袋深重、表情苍白,木讷与尴尬取代了他在话剧舞台上那种熟悉的机敏。拍摄快结束时,摄影师让他自由发挥,他想了一会儿,腾地抬起右脚,跷起非常北京爷儿们的二郎腿。全场哄笑,他一脸无辜。

两个月前,49岁的何冰进入到时下最典型的娱乐工业体系之中——他签了人生中第一家经纪公司,为了宣传新电视剧《白鹿原》,他开始接受高密度的采访。

“为了拍照片居然还化了妆,这是我以前没有过的经历。”采访刚开始,何冰就大方承认了自己拍照时的不适,但随即他又流露出中年人的那种礼貌与克制:“得配合,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性子来。”

这一两年,何冰觉得自己开始遭遇中年危机。能接到的角色都接近老年人了;以前出去见人都得喊别人“哥”“姐”,现在到人群中一看,谁都比自己小;身体机能也开始退化,以前连续拍戏十几个小时都能斗志昂扬,现在连续作战七八个小时,他就得依靠意志力去说服自己了;他不会使用电脑,只用DVD看碟,和一帮端着电脑的年轻人在一起开会时,他感觉自己变得可有可无、不合时宜。他内心分娩出一种隐隐的担忧:我会不会已经被时代甩掉了?

199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何冰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北京人艺”)工作。当时技术革命尚未汹涌而至,很多老先生还处在抵触电视剧的状态中,“大家觉得这不是艺术”。在何冰的回忆里,这部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老机器还在按照过去的方式运转。

“以前在北京人艺就是面对剧场和观众,出去就是面对电影院电视台,可现在网络突然来了,我就觉得特陌生。”中年演员的不安全感从四面八方袭来,何冰担心自己故步自封。“当这个职业召唤你的时候,绝不会通知你,而当你被挤下车、看着这个车的背影时,你也不会知道你是怎么下来的。”

采访前一晚,何冰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又谈论起这个话题:当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你年富力强时熟悉的那个世界,你该如何应对?

何冰给出的答案言简意赅:“要工作,不停地工作。”

“只有去做才有意义,否则一个人坐家里没意思,它不能给你营养。可能真有那样的高手,坐在家里参禅修道就能获得灵魂上的自由,但我没见过。所以要迎着生活,勇敢地上去……勇敢是我们这个年纪最豪迈的姿态。”何冰说。他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也对签订公司怀揣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帮到我。”

为了团队协作,何冰被迫开始使用微信,在采访和拍摄时收起自己的倦怠和懒散。

“所谓牺牲,无非就是惯不惯着自己。”

观众有追问就好

对何冰而言,不惯着自己是扮演很多角色的前提。比如演鹿子霖之前,他必须先与自己进行道德博弈。“在我的生活中,我绝对不会是他这样的人。但我知道我必须接受他才能内心舒服地表演。”

在作家陈忠实的原著中,鹿子霖是一个阴险狡诈、在利益面前没有底线的好色之徒。他有农民的贪婪、怯懦,也有大时代中小人物不能掌握命运的悲凉。

二十多岁时,何冰就读过这部小说,后来人艺排话剧版《白鹿原》,何冰曾毛遂自荐演鹿子霖。但当时林兆华导演觉得他年纪太小,和饰演男主角白嘉轩的濮存昕不太搭,就没有应允。后来兜兜转转,何冰终于在电视剧中扮演了这个角色。

“鹿子霖是个难题,如果一味地写他的坏和自私,这个人物会不会显得单薄?”《白鹿原》编剧申捷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忧。而在白嘉轩的扮演者张嘉译看来,白鹿二人是白鹿原的两面,具体到个体时他们才是分隔开的两人。“他们相爱相杀。”张嘉译这样解释人物关系。

作为这部电视剧的艺术总监,张嘉译也参与到了选角工作中。他说选定何冰饰演鹿子霖,重要原因是“何冰具备完成条件,也能捕捉到农民身上狡诈的东西”。

“何冰很聪明,什么都明白。他也灵动,小眼睛一翻,什么都有了。”张嘉译在电话里调侃。两人相识二十余年,但直到这部戏才有合作。“一搭手就知道他的功力。我们俩到现场走一趟,找到演戏支点,一试就搭住了,变一个动作、一句台词,都是一点就通。”

为了撑起这个与自己秉性相反的角色,何冰尝试用喜剧的眼光去审视鹿子霖。“他觉得自己特复杂,其实特简单。他每天在想,我这么一算计,这一亩二分地就是我的了、这二斗公家粮我又能侵吞了,每天都在算这种小账。我们看觉得这人鸡贼,可他自己一定觉得这是机智。生活中有这种人,你这样去演不就行了?把鸡毛蒜皮的小聪明渗透出来,你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好人,但其实你早就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样的话,喜剧性不就出来了吗?”

对于鹿子霖的结局,何冰也有自己的想法。聊剧本时,他问过编剧申捷:“是不是应该再多写点什么?”在何冰看来,原著中的鹿子霖被陈忠实宽恕了:作者无法阻止他尔虞我诈的行径,只好让他变成行尸走肉,丧失快乐,解除痛苦,然后免于惩罚。

何冰认为剧本中应该加一些和白嘉轩对比的戏:一个演忘却,一个演折磨,不直接给观众解释,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自私了一辈子的人就没事,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就应该痛苦?”

“观众有追问就好。”何冰强调,“现代戏剧至少有两个以上真理才形成,否则单一真理叫什么?叫布道。我们给不出人生的答案,这也不是艺术工作者的天职。”

每一次开始演戏前,何冰都会先厘清自己将演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考虑这个人在社会格局中会有怎样的盔甲。他说,观众需要胡萝卜素,大部分的演员就只会演胡萝卜素,而不会抽身而出把自己变成胡萝卜,于是荧屏上充斥着大量满脸正气的好人和满脸奸佞的小人——“可生活中哪能那么轻易辨别出好人和坏人啊?要那样的话,生活太简单了,人也太简单了。”

“我内心谦虚到有点自卑”

何冰出生于1968年,19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同班较早出名的陈小艺、江珊相比,有点鞋拔子脸的他几乎没有沾上青春年少的光:他既没有风流倜傥的脸,也很早就失去了轻盈的世俗快乐。

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逢年过节时,父母带他去北海公园玩,路上能买一根冰棍就已经是极大的慷慨。可何冰说他从未从中获得愉悦感,甚至不理解逛公园能带来什么乐趣。他觉得自己从小就有点悲天悯人。

后来决定考中戏,是因为自己成绩太差,“华山就这一条路了。”三试时,考场设在中戏办公楼四楼,学生们拉着大幕考,何冰好奇,拉开侧幕一看,底下坐的都是于是之、蓝天野这样的表演艺术家。“就为了招一帮学生,一群戏剧大师坐在下面。”何冰感慨。

1991年中戏毕业之后,何冰来到北京人艺工作,每月工资99元。他跑各种龙套,杵在台上戳大枪、在侧幕出声不露脸,或者全场就说一句台词。

为了赚钱,他去一些剧组面试,对方客客气气倒热水,说:“回头给你打电话。”何冰出门才想起来:对方其实连电话都没留。那时候流行音乐电视,吃外形的亏,他还是只能演一些不起眼的龙套。他害怕命运不会选择他,他害怕表演无法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

那段时间光景惨淡,何冰记忆中总是漫长的冬天,“非常迷茫,非常孤独。”人艺的舞台监督告诉了他一个在冬天吃饭的办法,于是他一整个冬天都那样吃饭:支一个蜂窝煤的炉子,锅里放满水,塞一大把不值钱的白菜进去,小心翼翼地捞两片速冻的羊肉,再买张大饼就着卤酱吃。他彻夜彻夜地读小说,白天睡到下午四五点再去剧院后台洗个热水澡,“觉得自己像个人了,开始跑龙套。”

这样的境遇直到1996年参演《甲方乙方》才有所好转。在这部公认的贺岁片鼻祖电影中,何冰饰演“好梦一日游”四人组中的梁子,和他搭戏的演员是导演冯小刚、已经拿到戛纳影帝的葛优、已凭借《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为人所知的刘蓓。电影获得了1997年度“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何冰终于从一名龙套演员熬成了主角。他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主演的电视剧《空镜子》《浪漫的事》都有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但也就在那段时间,从贫穷中解脱出来的何冰开始生出一种新的自我怀疑:我竟是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人?

他将嗔怒娇痴全写在脸上,为了赚钱,他拍了烂电视剧。对于烂的标准,他非常斩钉截铁:“凡是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我都没有进入过角色。观众不喜欢的、没出名的,都是不好。”

“没有出名的就一定不好吗?没有遗珠吗?”

“没有。我们电视剧领域的创作还没有那么阔,但凡有一点好,观众都会鼓掌称赞,因为坏的太多了。”

去年何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何老师,这里有一个戏,您看一下。”何冰问:“是什么戏?”对方答:“XX韩剧您看过吗?就这戏。”

“你拍戏是为了什么啊?你是有思想、有话想说才拍戏对不对?结果就是复制。”何冰说,“玄幻没问题,小鲜肉也没问题,只是缺少国字号的正剧,好像也不对吧?我相信所有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谈小鲜肉的高片酬,而是在谈论他是否有与高片酬匹配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怀疑自己是“钱狠子”不久之后,何冰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心才逐渐定了下来。他不再急吼吼地接戏,安慰自己之前“什么戏都接”只是因为缺乏安全感。他庆幸自己很快从掌声和名利中清醒,也庆幸自己本质上并非唯利是图之人。他承认当前的电视剧在营养传播上趋弱,但也感激它依然生机勃勃:“养活了一帮人,算是最大的功德。”

2005年3月,何冰主演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在央视一套首播,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达到7.85,甚至超过了《新闻联播》,在2005年上半年央视播出的所有电视剧中位居第一。2015年,他和青年导演徐昂合作,主演了口碑上乘的《十二公民》。电影获得了罗马电影节最高奖项“马可·奥雷利奥”奖,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延续了宋慈身上的刚正不阿,成为主导电影走向的关键人物。

“我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作为人,我们都有惩恶扬善的欲望。这两个角色,并非我演得多好,而是这种感情我们是共通的。”何冰说他至今都对自己在《大宋提刑官》中的表演感到汗颜,认为那种表演枝蔓丛生,子弹库里有点装备就恨不得倾囊而出。

他把自己当作这些作品的局外人,戏份一杀青就决绝告别,偶尔打开电视看见自己的脸,他都不作停留。他认为自己还没拍出能够配得上“艺术家”称号的作品,而中国满地都是艺术家只是因为“这三个字给得便宜”。“这个称谓意味着位置和待遇,而且中国很多艺术家,是熬到了岁数才称为艺术家。就跟作家一样,真配得上作家的有几个?你作品得有力量啊,不是说这辈子写了好几千万字都是烂文章,就能称为作家。”

何冰将这条线设得很高,因而觉得自己还离得很远:他内心有荣辱,还会因表扬而高兴,为批评而生气——“演员要活在掌声中,可又不能贪恋它。”这是他一直在琢磨的课题。他说纯种的混蛋才是艺术家,而自己,还是一个内心谦虚到有点自卑的人。

表演,是演给自己看

这两年,何冰作品不多。最近在电视上出现,还是在明星读信节目《见字如面》中。他读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信、读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读编剧蔡春猪写给自闭症儿子的信……沉郁顿挫、字句铿锵,话剧舞台上的多年锤炼使他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掌控力。

1999年和2004年,何冰曾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2011年,他与陈道明合作《喜剧的忧伤》,全部18场演出卖出16200张票,创下北京人艺的票房纪录。

很多人认为何冰已经成为人艺的台柱子,但何冰自己却不太当真:“大家随便都是台柱子,这就已经不值钱了。一个房子哪需要那么多柱子?自己得知道斤两。”

他也不认为获得梅花奖的两部话剧是他的巅峰状态。在他眼中,迄今为止在舞台上出神入化的经历就只有一次。

有一年他在话剧舞台上演《窝头会馆》,有一幕要砸酒瓶子,没用对劲儿,手指上嵌了一大块玻璃碎碴,戏服的大宽袖子里瞬间被鲜血染红了。当时距离演出结束还剩五分钟,搭戏的演员以为出了大事,正想起身放弃演出,何冰赶紧用眼神制止她。在余下的时间里,何冰脑子再没有空间去想表演的技术,惟一能做的便是安静、规矩地演完。他不再有炫耀,也不再有骄矜,在对外力怀有巨大恐惧时,他进入了一种修禅的境界。

何冰信奉从局限中能获得广袤的自由,也希望把人生苍凉的底色氤氲于每一个角色之中——苍凉,他说这是他的人生观:“人生最终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同时还在寻找阳光而已。所有的事情都在提醒你,当你经验最丰富、人生进入最好阶段的时候,突然你就老了。”

在人艺舞台上,何冰曾和戏剧大师林连昆演过几百场话剧。这是他的高山:“(林连昆)站在台上宠辱不惊,又是角色又是自己,水乳交融,他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指挥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太灵巧了。”但也正因如此,何冰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在他们最好的时候往往没戏演了,可能是不需要了,可能是你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你不符合现在的审美价值观、年轻观众不要看了……这些都是可能的问题,你说能不悲凉吗?但这就是你一生努力的过程。”

随着林连昆、于是之等老先生相继过世,人艺也从枝繁叶茂的鼎盛落入时代的次席。这几年,资本一窝蜂涌入影视剧行业,大多数演员从舞台走向镜头,从此不再回头。对于表演行业被大量热钱包围,何冰坦言在目前中国的创作领域,真正的富人还没有诞生。

“你没有力量和资本对抗,也不能要求别人对物质无欲无求。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资本懂戏,所以你不能责怪它,甚至你应该觉得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资本终于来了,因为不来更不好。只是我们从业者首先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由衷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在人艺浸淫多年,何冰说那种鼓励塑造人物的表演观念、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早已长在了自己身上。他在日常生活中抽熊猫香烟、爱干净、穿时髦的窄脚裤,可在内心,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我谈的这些事儿,哪件不是穿长衫的?”

这些年,何冰的阅读兴趣集中于物理、宗教和哲学。在很多问题上,他都流露出宿命的论调:“从猿变到人,恒定的东西没变,人就没变。我们的贪婪变了吗?自私变了吗?这些也不是坏词,不然哪来社会进步?”

他不介意自己能否跟上新闻,因为他认为人类就是不断地复刻重制,连阳光都是8分钟之前的,“哪有什么新消息?”

他不妄图僭越哲学家对宇宙命题的思考,只想以演员的使命把住人性善恶的根。活了半生,他极少做出冒险的举动,几乎克己复礼地遵守着本分——他最喜欢的战争场景始终不是见血封喉的那一瞬间,而是敌我双方开战前错剑致礼的那个仪式。

“所有的表演说好听点是演给别人看,说实在话,是演给自己看。我只想圆圆满满地演完演员这个角色。”何冰说,这是人到中年、身上插满标签之后,他,惟一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东西。(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文/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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