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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恩多:女性应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20-01-01 编辑:智慧

作者:雷策源资料来源:解放日报,发布时间:2019/3/8 10:48336005

选择名称: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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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王恩多:女性应该在工作中寻求平等,做出贡献

王恩多生于1944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何良和何力科学进步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我们的记者雷策元”自1965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来,已经在生物化学领域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她不仅对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的研究方向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对女性事业的关心成为当代女性科学家的代表。

“三八”妇女节前夕,我们走近女院士,听了她的故事。

两位女性“偶像”为我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个人命运与家庭和国家的荣誉感深深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那几年,王恩多于1944年出生在“首都”重庆。直到他6岁,全家人才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搬回山东。

山东诸城香洲历来有大量的名人,而王氏家族是“家族的声音高得惊人,居世界之首”。这就是为什么像王统照、王愿坚和王喜见这样的文化名人都来自于此。王恩多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的父亲在苏联中山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他的母亲毕业于当时着名的曲阜二师,是一名教师。

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王恩多的父母对她要求不高。尊重自然,顺其自然是王家的教育哲学。

正因为如此,王恩多在高中时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王恩多说,也是由于他的两个女性“偶像”,他才能够从传统的文人家庭走上科学之路。

解放周末:我听说你从小就非常喜欢阅读。为了阅读更多,你甚至推荐自己去山东省图书馆当儿童服务员。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你如何锁定你对科学的兴趣?

王恩多: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张世界经济和地理地图,我特别喜欢看。这张地图既有图片又有图片,非常吸引人。例如,对于拥有大量战舰的国家,地图上会显示一艘大型战舰。对于军舰数量较少的国家,会显示一艘小型军舰,以及食品和石油。那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除了人口数字最大外,其他数字都很小。每次我看着它,我想,我们必须赶上!

怎么做?当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读了两本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技术》。我读了每一期,发现科学确实是社会的驱动力,对国家和普通人都大有裨益。我逐渐对它感兴趣。还有一本书对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居里夫人传》。读完这本书后,居里夫人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别渴望将来成为像她一样的女科学家。

解放周末:对你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个遥远的“偶像”,生活中还有一个对你有着深刻影响的人你的手表月经和我国着名植物细胞学家吴苏宣。

王恩道:是的。1955年,她发现了植物中的核嬗变现象,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记得当我的家人拿着报纸说第三次月经获得了什么样的科学奖时,我觉得她真的很了不起!

后来我得知,她不仅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而且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岁月里毅然选择回到中国,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她的确是我身边的“偶像”。

解放周末:她的科学成就激励了你。此外,还有什么其他交流细节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恩多:当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一个入学错误,我去了曲阜师范大学化学系。因为她一直想被研究生录取并继续她的研究,她经常写信给圣月经交换她的想法和困惑。她还回复了每封信,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

1965年,我有幸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当时,中国科学院的所有新生都不得不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科技大学的一个分支)学习哲学和英语,这里离北京大学圣月经之家很近。第三,月经一生未婚,非常喜欢孩子。我没事的时候会去她家陪她。就在那时,我对她的理解变得生动而全面。

三次月经非常理性和严谨。科学家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她总是提前5分钟到达办公室。每天,她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早餐,什么时候出去,坐哪辆公共汽车都是固定的。我曾经见过她缝制被子。我担心她长大后看不清楚,所以我说我会帮你。她说没有。原来她已经测量了四根线的长度,并在缝纫后缝好了被子。她严格到这种程度。

三次月经是非常奉献的。有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听到她房间里的打字机不停地敲打。当时,许多人邀请她出国做报告,但她拒绝了,因为她觉得出国太费时了。“人们可以通过我的论文知道我在做什么。够了。”她总是这么说。

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总是谦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用了一个很难的英语句子去请教圣月经。她害怕犯错,让我去找住在楼下的饶育台叔叔。饶伯伯是我国领先的物理学家。他在美国呆了许多年。他让我读完这本书后离开。第二天,他问在美国呆得更久的弟弟。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这些大师有多成功,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精通任何东西。学习永无止境。这是科学研究的精神。

为了寻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个人名利。

由于历史原因,王恩多有过两次研究生学习,正是这条不平的学习道路让她有幸遇到了两位“人生导师”。

1965年,本科毕业的王恩度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在着名酶学专家邹承鲁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入学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8年,中国科学院的所有研究生都被送到天津小站农场接受培训,王恩多也不例外。在农场训练了一年半后,她回到研究所工作。1975年,为了解决她与丈夫分居的问题,该组织将她调回山东教书。

1976年底,王恩多出差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时,遇到了时任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的王英来教授。他告诉王恩多:“你可以继续你的学业,到这里来做我的学生。”

尽管王恩多在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重新获得了毕业证书,但她仍然选择重考科研。1978年,34岁的王恩度第二次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录取,成为王英来青睐的学生。

有人说王恩多的名字意味着“很多老师”。没错。邹承鲁先生和王英来先生留给她的不仅仅是老师的好意。老一辈科学家潜心研究的精神和对名利漠不关心的心态对王恩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放周末:在很多场合,你都表达了对邹承鲁和王英来的怀念和感激。在你看来,它们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王恩道:我无法数清这两位老师的好意。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我的爱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给我的指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想起来了,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两位教师坚持不懈地从事科学研究是他们留给我和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

我记得当我还是王英来先生的研究生时,我去了北京几个月,在邹承鲁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实验(1970年,邹承鲁被调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楼刚刚建成。实验室的条件是中国最好的。每层都配有储冰盒。当我到达北京时,我发现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条件要差得多。它们都分布在八个地方,被人们戏称为“八大地方”。后来,又有五个,它们成为“十三陵”。邹先生的实验室在动物研究所的五楼,而实验所需的荧光在另一栋需要20分钟步行的大楼的四楼,冰库也很远。所以每次我做实验,我都会在上海纯化酶,然后带到北京。但邹先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突破,并于1979年在顶级期刊《Natur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现在想想,多么不容易啊!

解放周末:与过去相比,科研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研究精神有什么意义?

王恩道:邹先生一生中获得过两次国家一等奖和四次二等奖。他最后一次获奖是在78岁。科学研究生命如此之长,以至于没有多少科学家能够坚持下去。他做科学研究来澄清科学问题,揭示生命的奥秘,这就是他能保持这种热情的原因。

王英来先生也是如此。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大项目的组长。在他去世的十年前,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研究小组见面。他多次提到胰岛素合成中二硫键解离的关键问题是由邹先生领导的一组科学家解决的,这为胰岛素合成奠定了基础。当他80多岁的时候,许多人想为他宣布一个科学奖,但是他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赢得这个奖项有什么用?”

这两位老先生就是这样献身于科学事业的,而不是为了个人名誉和利益。现在,我经常给年轻学生讲故事,因为我总是认为学习首先需要爱和好奇心。其次,态度应该是正确的。你一定是来探索一个科学问题的。还需要诚实。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些点,你给他的荣誉越多,他就越会打倒一群人,迟早会有问题。1992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王恩多(Wang Enduo)带着行李离开巴黎机场,乘火车前往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和细胞研究所,与外国同事进行合作研究。

当时,没有人知道,那年夏天,48岁的王恩多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为了不延误新开工的项目,王恩多在肿瘤切除一周后出院。四个多月后,她像正常人一样出现在法国实验室,像正常人一样使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实验。直到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当时一起工作的法国研究人员才了解到王恩多当时的身体状况,并摇摇头说“难以置信”。

每个认识王恩多的人都知道这是她。不管月经是吴苏宣、邹承鲁还是王英来,他们教给王恩多的都是坚持科学研究。正是因为这种“永不放弃”的坚持,王恩多带领研究团队填补了中国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取得了突破,引起了世界生物化学界的关注。

解放周末:你长期从事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氨酰-tRNA合成酶及其相关tRNA的研究。你会如何向非专业人士介绍你的研究?

王恩多:蛋白质、核酸、脂类等。是构成人类细胞的基本物质。每个细胞都有一个蛋白质合成系统。为了生产合适的蛋白质,你需要合适的“生产材料”和“生产模板”。核糖体是合成机器。氨基酰基tRNA是蛋白质合成的原料。它携带与模板相匹配的氨基酸和抗密码子,在核糖体上合成蛋白质。氨基酰基tRNA是由氨基酰基tRNA合成酶催化合成的,由它们产生的正确的氨基酰基tRNA保证了遗传基因翻译成蛋白质的正确性。否则,异常的细胞功能会导致人类疾病。例如,如果神经细胞中的蛋白质不正确,可能会发生神经疾病。如果心脏细胞的蛋白质是错误的,心脏病可能会发生。我们还发现这种酶本身有一个“校正系统”,可以去除错误的氨基酸,使细胞中蛋白质合成的原料尽可能正确。

相反,如果我们破坏了某些病原菌的氨酰tRNA合成酶,病原菌也会被杀死。利用这一原理,我们可以设计新的抗生素。你学得越深,你就会越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它有无穷的乐趣。

解放周末:在“氨基酰基-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领域,让中国的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直是中国科学家的愿望。今天,这个愿望基本实现了。但一开始似乎不容易?

王恩多:1991年,我接受了王英来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开始研究“氨基酰基-tRNA合酶与tRNA的相互作用”的课题。当时,由于课题本身非常困难,前一组中仅有的三名副研究员离开了,研究工作停滞了近三年。它可以说是“自制的”。

我带了两个研究生和两三个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和测定最基本的试剂。当时,我们一年只有3万元的研究经费,加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3万元补贴,总计6万元。实验所需的同位素非常昂贵,资金也非常紧张。酶也需要从大肠杆菌中提取。当时,我们没有发酵罐,所以我们坐三轮车去北京西路的医药工业研究所(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把发酵液拖回研究所,然后用大型离心机分离菌体,得到分离纯化酶的材料大肠杆菌。这个过程非常困难。纯化的酶必须通过五个不同的色谱柱。我们担心这种酶会失去活性,所以我们必须随时监测并及时收集。四个年轻人在连续旋转一周后只能提到几毫克的酶,这对于三四个实验来说是足够的。

金钱和人力都很紧张,压力也很大,所以我的身体有麻烦了。1992年,我被诊断患有乳腺癌,肿瘤切除后缝了40多针。

解放周末: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你想过放弃吗?

王恩多:从来没有。那时,我每天都在想如何把这件事做好,如何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从1991年到1995年,我们都在建立基础。这个过程非常困难,但我从未想过要换一个简单的话题去做,更不用说放弃了。

坚持下去,慢慢从后面变好。对外国科研机构的多次访问和合作有助于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例如,酶和tRNA都可以通过基因克隆获得,这使得实验变得更加容易,未来的“开花”和“结果”是自然的。1995年,我们终于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到1998年和1999年,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甚至一年内连续发表3篇《Biochemistry》文章。国际同行知道,当时中国也做了“氨基酰基-tRNA合成酶与tRNA的相互作用”。现在在这个领域,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王恩多。然而,我们已经为这种“转变”奋斗了七八年,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我们肯定无法与之抗争。

妇女应该在工作中争取平等,以提高她们的地位。

在王恩多的电脑里,有一张数据地图显示,她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从研究生到未确定职称、初级职称、中级职称和亚热带职称的研究人员。然而,从拥有高职称的研究人员开始,男性人数大大超过女性。在院士一级,只有20%是女院士。在整个中国科学院,只有5%的院士是女性。

这组数据是研究所人事部的王恩多发现的。她总是在与妇女话题相关的会议和讲座中引用这个例子。“女人上去越来越难了,为什么?这表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恩度连续12年担任该所妇女委员会主任,并连续7年担任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女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他还曾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上海市女科学家协会主任。他还赢得了许多“女人”和“三八”的称号。

女性事业上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对家庭的某种程度的牺牲?王恩多不同意:“社会应该以更多样化的方式认识妇女的价值。女性也应该有自尊、自信、自立和自强。他们应该通过工作寻求平等,并为自己的地位做出贡献。”

解放周末: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在女性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在科学家中是罕见的。这是为什么?

王恩多:自从1986年从美国回来后,研究所的领导让我在研究所里做一名妇女委员会的工作。起初,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那时,我经常去市妇联开会。我接触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她们之间的交流让我深受感动女性需要平等的机会和广阔的平台。我们应该为女性建立更多这样的平台。

我们一直倡导“男女平等”。男人和女人真的平等吗?“无形的天花板”真的不存在吗?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关键是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职业女性觉得女性不比男性差,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

解放周末:需要什么政策和法规来营造这种氛围?

王恩道:以女性研究者的发展为例。有些人说女性研究人员不如男性有创造力,但她们没有。

女医生从28岁毕业到35岁这段时间确实是一个障碍。他们大多数人进入科研领域后不久就会结婚生子。因此,许多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育后很难跟上同龄的男性科学家,并且常常错过申请科研项目和科研奖励的最佳时期。

因此,在我们的呼吁下,国家自然基金会的“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将女性申请的年龄限制比男性提高了2岁。在一些党政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男女也开始尝试在同一年龄退休。这是我们的进步。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特别照顾自己,因为你是一名妇女,而是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妇女发展的特殊性,并做出适当的调整。

解放周末:你曾经说过,“社会和家庭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样她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重要选择时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业。”平衡职业和家庭是许多女性的梦想。你如何平衡你的事业和家庭?

王恩道:有一年,我丈夫的眼睛因为高血压变红充血。医生命令他每天喝芹菜叶制成的果汁。我每天早起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芹菜,洗干净,榨汁给他喝,一周内他的眼睛就会好的。那一年我刚刚获得上海自然科学一等奖。我在与科委领导讨论时无意中谈到了这件事。每个人都很惊讶,“王恩多会做这样的事”。

事实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劳动模范,一名妻子和一名母亲。我只想尽可能简单而不复杂地做家务。有一次,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做了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在他告诉我该做什么后,他说,“王老师绝对不会做的。你必须炖整锅鸡肉。”事实上,我在家里什么都做,但是我尽可能少花时间去做,我的家人一直都很理解。这是我的运气。

解放周末:你认为当代女性的价值应该如何体现?

王恩多: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加重视女性的价值。妇女应该争取工作中的平等,以便获得一个有贡献的职位。这并不是说女性只有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就时才会成功。即使你只照顾好你的小家庭,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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