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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师生,大学理所当然的主人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20-02-06 编辑:语录

作者:楚赵辉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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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赵辉:师生,大学的自然硕士

教授应该代表大学的学术发展方向。这种想法在中国并不缺乏,但是缺乏管理制度来确保这些想法的实施,剥夺了教授在许多方面的发言权。 这所大学的伟大在于学习 谁在学习?教师和学生 老师和学生永远是大学的天然主人。只有师生成为大学的主人,学术标准的价值才能真正确立,学术自由才能得到提升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通过某种制度实现了这一目标。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由学者管理 中世纪的大学高高在上。它们是“根据自己的规律发展的独立生物”。他们把自己从外部世界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放弃了他们暂时的兴趣,成为一个自我约束的地方来保护人们的知识探索。 学者对大学的各种活动进行指导和咨询;学者们直接参与大学管理和决策,对大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行使决策权。

大多数英国大学都有学术机构,如学术委员会、部门、学院和学院委员会,负责安排或开展所有学术事务和活动,如教学和科学研究。它们与由理事会主导的发展决策机制和由总统负责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了独立和相互关联的权力制衡模式。 这些学术机构大多由知名教授和学术领袖组成。大学校长只有行政权,其他行政人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他只服从命令去执行它们。

在德国大学,参议院是主要的决策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它有审议和决策学术事务和重大行政事务的权力。它还负责选举校长和批准学校的章程。它的组成主要由教授组成。 根据《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我们的教授在这个机构拥有绝对多数的席位和选票。 此外,该系的最高权威系理事会和最基本的学术机构都是绝对主导地位的教授。

美国的情况更加复杂。 全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于1971年对美国大学教授参与决策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在不同的大学和不同类型的决策中差异很大。 调查显示,在584所接受调查的大学中,教授参与课程决策和教师管理决策的比例最高,分别占84.08%和74.25%。控制教师任命、职务晋升、任期决策和个人绩效评估决策的教授比例为40.28%。教授参与学校财务决策的比例最低,仅为15.03%(其中参与长期预算决策的比例仅为7.02%)

从以上可以看出,上述国家的大学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保证了教授在大学中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教师和学生的硕士地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相互渗透,学术权力起主导作用。

确保学者成为大师的关键是在政府和大学之间找到合适的联系。大多数国家采取政府间接治理大学的方式,引入契约管理模式,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直接连接大学。 社会中介组织寻求政府、社会和大学之间的平衡。在学校和政府之间建立缓冲区不仅有利于保障大学的自由,而且国家可以施加影响。 正如“拨款委员会”不仅表达了大学的国家意志,而且根据学术和教育标准分配大学资源,以指导大学尊重学术逻辑

学者成为大学的主人,不仅与行政权力有关,也与市场压力有关 工业革命给知识的价值赋予了新的含义。传播知识的学院和大学不再能回避周围人的需求。 大学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同时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服务。 接受市场调节,适应社会需求,将成为高校的自觉选择。 然而,从学者或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大学不能像其他行业一样面对市场。 甚至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也在努力避免高等教育市场化。

20世纪80年代,加强高等教育的市场监管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大学改革的主要方向。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执政期间,英国积极推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政策,主张学校招生应该像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一样受到市场法则的限制。 因此,英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借鉴美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引入市场机制来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 德国《世界报》还指出,美国可能是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典范,并认为将市场经济原则应用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发展方向。 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进大学市场化。 大学独立权利的加强、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和教育公司的出现为高等教育改革注入了活力。 长期以来,在高度计划和集中控制下的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需要从单纯的政府监管转变为市场监管。在这种监管过程中,真正的主体应该是学者,而不是政府指令。

大学完全由政府经营,直接由政府作为股东经营,这将使大学失去成本意识,因为没有成本意识,它们就不会追求利益。 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失败的。 只有学者成为大学的主人,市场竞争才能得到改善

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富裕,或者财富是否集中,市场监管的最大作用就是让资本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开放的市场有助于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 当政府充当东道主时,大量浪费是不可避免的。 学者成为大学的主人,办学主体的多样化通过“产权联系”的方式吸收社会资金,这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学者的自主性。

教授应该代表学校学术发展的方向。中国不乏这样的想法。有些人也理解为什么学术指导应该给予行政当局,而不是行政当局领导学术。然而,缺乏一个管理系统来确保这些想法的实施,剥夺了教授在许多方面的发言权。 行政教授是蔡元培等中国学者倡导的传统。它在现实中遇到的尴尬局面实际上是大学追求自由理性与社会约束之间的矛盾。正确协调二者的关系应该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借鉴人类大学发展的成熟经验,将基于学术权威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建立学者是大学主人的组织保障,排除其他侵犯大学权力的权力,确立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一切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大学的自由,尊重差异,容忍异议,鼓励创造氛围,形成活跃的思维、快乐的心情、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局面。

(作者是中国教育科学院的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4-07-31第7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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