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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管理部门应致力于帮助科学共同体营造一种促进负责任的研究行为的环境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20-03-15 编辑:心灵

段卫文:科学自主与科学不端

“即使爱因斯坦犯法,他也会被赶出去”

作者:段卫文资料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日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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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图

当代科学源于纯科学或以探索自由和学术自主为特征的学术科学。现代社会的科学界原则上仍然是一个自治的团体。 目前,科学不端行为引起了社会乃至行政部门的关注,这表明科学界的自主性存在一些问题。 最近的复旦事件和北大事件应该让人们认识到,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应该在科研中灌输诚信意识。每个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明白,科学不端行为是一个禁区和禁忌,任何违反法律的人都必须准备好承担后果。 斯特恩斯如此强烈质疑的原因是,在国际学术界看来,没有任何可谈判的方式来惩罚剽窃,剽窃是一种明显的不当行为。 违反这条规则的人应该被淘汰。 归根结底,即使爱因斯坦违反了规则,他也必须被淘汰。没必要担心没有他就没有相对论,因为科学是一个集体探索的事业,没有诚实就没有秩序,更不用说效率了。

一方面,科学界的自主性源于其对符合公共利益的客观知识的追求,另一方面,其内部学术体系使其具有自我修正能力。 显然,只有在政府和非政府资源的支持下,伟大科学时代的科学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社会支持是有条件的。只有当赞助商甚至整个社会信任科学界时,他们才能支持这项事业。 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在国际科学界,科学界自治作为一种惯例的形成得益于两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条件:第一,学术自由不仅是研究机构的既定政策,而且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第二,外部(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对科学的资助(赞助)必须基于同行审查的公共过滤器来确定分配方案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纯科学或学术科学传统的科学自主机制不太适合大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 从成果公布的压力、资源竞争、知识产权高度专业化,都不同程度地抵制自由讨论和批判性思维,使得科学界的自净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实际情况往往比公共或伦理学家在共同的科学机构之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科学不端行为的定义应该非常谨慎。 因为科学界许多不合理的做法,如迎合实验室领导观点的日本研究论文和中国导师的签名,往往涉及复杂而微妙的文化背景。 更重要的是,充满猜测和逻辑跳跃的发现语境与清晰的组织和逻辑严密的论证语境不一致,在一些发现甚至重大发现的过程中,也不乏主观的、有偏见的对待。 一些关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甚至认为伽利略、牛顿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涉嫌捏造和有选择地使用数据。 然而,这实际上表明,有效的研究策略和欺诈等不当行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欺诈行为是科学界自己最能区分的。 在许多重大科学不端行为中,科学界的外部环境因素不容忽视。在韩国黄禹锡事件和中国“韩信”事件中,民族主义情结和过度追求自主创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反思。

各国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机制,并通过国际会议进行合作。 然而,问题的症结显然在于政府和行政部门应致力于帮助科学界创造一个环境,促进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提高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自我管理能力,如诚信意识和自我纠正,而不是仅仅诉诸监管管理模式,甚至充当“科学界的警察”。 从美国医学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和美国科学院汇编的《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可以看出,如果监管管理模式不受限制,很容易强化科学的行政色彩,增加成本但不一定取得成果,这也可能降低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面对研究机会的灵活性。

在我国,科学不端行为除了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快速成功和立竿见影的效益等现实原因外,还与科技管理有一定的关系。 鉴于大多数科技资源依赖于行政配置,科技管理也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不透明的资源配置、单位制和简单的量化管理不利于营造有利于科研诚信的学术生态和创新文化。 目前,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已经开始大力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它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不仅体现管理效率,而且超越行政管理的局限性,使诚信建设有助于科学界增强自我纠错功能。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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