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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债务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分析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19-10-03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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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在早期,关于公共债务的经济效应理论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对公共债务持消极态度,并坚决指出,公共债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害。学校认为,政府借贷不仅将私人生产资金转移到财务用途上,而且还阻碍了工商业。公共债务的发展以及公共债务的发行,也将导致市场利率的上升和生产规模的增加。相反,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学校坚决支持发行公共债务,并认为实施公共债务以弥补赤字财政可以直接或间接扩大社会需求,从而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学校将公共债务视为经济危机。在此期间刺激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在后金融时代,为了稳定经济并加快复苏步伐,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相继推出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振兴经济。例如,为应对危机,美国推出了15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和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债务经济,以通过公共债务融资刺激投资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在减轻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了稳定作用。其他国家也使用带有公共债务的财政政策作为在不同程度上调节经济运行的基本工具。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世界经济开始显示出复苏的迹象,金融体系趋于稳定,实体经济逐渐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但是,连续多年的财政赤字政策导致公共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债务负担率持续上升。据统计,2010年美国国债余额超过13万亿美元,占GDP的92.8%。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99%,在危机后时期(2007年)增加了20%以上(72.9%));英国的公共债务占GDP的81.3%,希腊为124.9%,日本为198.4%。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90%。可以看出,各国高额债务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公共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政府无力偿还,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

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过度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随后,欧元区政府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应对危机,经济增长势头受到抑制。同时,由于财政资金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负债累累国家的政府动用了大量资金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在购买政府债券而不是生产投资中,降低了资本利用的效率。由于缺乏投资,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欧盟已采取了包括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等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危机蔓延,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到目前为止,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前景仍不清楚。美国的“财政悬崖”尚未解决,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的公共债务具有巨大的隐患。因此,如何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减少债务或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手段,国家决策者无法做出清晰合理的判断。结果,“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

在西方公共债务理论的整个演变过程中,从古典学派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对抗到理性期望派与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对抗,关于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随着公共债务的发展和计量经济技术的进步,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未形成统一的见解。通过结合现有相关文献,可以将近来学者的观点大致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Greiner(2012)从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公共债务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公共债务与稳态增长率之间存在单调负相关,政府可以提高稳态增长率。通过长期减少债务[3]。 DiPeitro& Anoruo(2012)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技术对175个国家的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建立了实际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与公共债务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和政府债务程度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4]。中国学者尹恒(2006)通过使用跨国数据得出了一个显着而稳定的结论:政府债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在控制了文献中确定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变量之后,高政府债务/GDP比率的国家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较低[5]。林熙贤和龚留堂(2007)在动态优化理论模型的框架内,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政府债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论是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加不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但负面影响很小[6]。

另一种观点是,公共债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德龙&萨默斯(Summers,2012年)认为,债务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7]。 Panizza& Presbitero(2012)也认为政府债务对产出有积极影响[8]。中国学者王卫国和杨晓华(2006)建立了一个基于格瑞纳内生增长框架的模型,包括国债和赤字。实证分析表明,中国通过公共部门投资显着促进了经济增长[9]。 Zhanchao和Songshan(2008)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国债发行是GDP变动在5%置信区间内的原因,这表明国债发行促进了经济增长[10]。

另一种观点是,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确定。其影响取决于公共债务的规模,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公共债务资金的方向。 Checherita-Westphal等。 (2012)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得出结论,公共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11]。赖因哈特& Rogoff(2010)使用44个发达国家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债务与GDP的比率大于90%时,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当债务与GDP的比率小于此限制时,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就没有负相关关系[ 12。 Elmendorf& Mankiw(1999)认为,高负债比率在短期内会促进总产出的增长,而从长远来看,高负债比率会导致经济增长下降[13]。中国学者刘荣仓和马天佑(2001)认为,如果将国债用于转移或其他经常性支出,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将其用于公共投资,其最终效果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14]。贾俊学和郭庆旺(2011)指出,允许债务发行为公共物质资本投资融资的原始赤字规则将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并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但经济平衡的稳定性将随着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而变得更加脆弱[15]。从现有研究的角度来看,学者们大多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经验方法来研究公共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少有研究详细分析公共债务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传导方式,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公共债务对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其不确定性不仅与公共债务的规模有关,而且与经济体系,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

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融资建设的需要,国债发行规模逐年增加。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中国各级政府债务余额约30.3万亿元(包括负债和或有债务),债务负担率(占2013年GDP)。 )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17.9万亿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债发行量和GDP基本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然而,在我国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由于高昂的融资成本和沉重的税收负担,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和核心,陷入效率逐步下降的困境。面临着迫切转型升级调整的压力。自2014年4月以来,为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造福民生”的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随着投资扩大,减免税,降息等措施的实施,中国的实体经济已开始逐渐呈现回暖势头,但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实体经济。该问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解决。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公共债务能否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国内研究已经证实,公共债务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以前的研究尚未明确指出公共债务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因此,公共债务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内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有鉴于此,本文将分析公共债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为公共债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理论依据。

2.公共债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公共债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是指公共债务通过一定的传导路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的机制。传递机制主要体现在宏观,微观和财务方面。

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利用债务融资来扩大政府购买或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促进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从而影响实体经济总产出的增长。这种传递过程已经实现,公共债务通过对生产投入要素的影响而对实际经济产出产生影响。

从微观上看,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公共债务融资行为,还是利用公共债务资金扩大公共投资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私营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从而影响到实体经济总需求。公共债务从微观经济实体的行为向实体经济的运行的过渡。

在金融方面,政府通过调整公共债务的发行期限和利率水平来调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利率变化,从而调整实体经济的运行。这个过程是通过公共债务的流动性效应和利率效应来实现的。

公共债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下面,本文对上述三个层次的传导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

1.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影响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公共债务向实际经济产出的转移

在一般的理论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三个来源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宏观层面上,公共债务向实际经济产出的转移是通过影响三个输入因素来实现的。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政府通过向社会借贷来发行公共债务来筹集资金,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与私人资本投资竞争,从而影响实体部门资本要素的投入。尽管政府发行了公共债务,但它一方面将“挤出”私人资本。另一方面,当政府使用公共债务资金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时,可以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由此产生的外部效应可以大大提高资本运营的效率。为了进一步促进物质行业的资本投资,2014年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一系列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及其他领域的项目,首批80个示范项目开放向公众招标。它将引导私人资本流入以前不愿或不愿进入的地区,甚至吸引外资,从而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并释放私人投资能力,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

从劳动角度来看,政府利用公共债务资金增加了对文化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和支出,在产业调整和技术变革的调整时期可以满足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因此它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优质工人熟练使用技能进行有效工作;政府在城市化等领域的公共投资可以为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劳动力供应。政府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支出是有效的。受保证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使劳动者能够保持有效的工作状态,劳动投入的增加可以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

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可以解释实体经济增长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无论输入要素是否得到有效利用,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技术进步。公共债务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进步来实现。因此,从技术上看,国家通过利用债务融资,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可以鼓励和调动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同时,政府部门运用公共债务资金,通过对重大科研项目的投资,帮助重点行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加快了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实现了国内有效供应,扩大出口,增强发展水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实现公共债务对实体经济总需求的实现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和投资行为在实体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微观层面上,公共债务向实体经济的转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所持有的资金完全“挤出”了其他微观经济的使用权。实体;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影响私营部门的微观行为。通过公共投资,政府部门可以刺激家庭消费,企业投资并扩大有效需求,从而促进实际经济增长。

公共债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体现在直接和间接影响上。直接影响主要是指公共债务的发行和居民的购买结果是否直接刺激或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其影响是对居民总财富的主观判断。如果公共债务持有人是理性的,他们将意识到当前的政府债务融资将导致未来税收负担的增加。未来税收的增加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并且理性消费者将处于整个生命周期中。消耗被平滑化,结果减少了节省并且减少了消耗。购买公共债务的资金来源很可能是居民计划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形成了“里卡多等效效应”,等同于增加当期税收的效应。而且,如果公共债务持有人不完全理性,他们将无法准确估计政府借贷可能导致的未来税收现值的增长,而是将公共债务用作金融资产,从而造成“公共债务错觉”因为这种“公共债务幻想”。人口的存在将促使居民期望收入的现值增加和消费增加,从而形成了凯恩斯主义描述的总需求的拉动。间接影响主要是指公共债务融资对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对公共消费的影响。如果用于政府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资金是居民实际和预期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结果,或者是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结果,则居民预期未来支出减少的影响将增加消费量。居民支出,从而产生效果。相反,如果政府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恶化了居民的投资环境,降低了投资回报率,或者造成一定的通货膨胀效应,增加了家庭消费成本,则将相应减少家庭消费和消费的影响。产生挤出效应。

公共债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既体现在挤出效应中,又体现在拥挤效应中。挤出效应主要表现在公共债务的认购和流通过程将改变市场中的货币供应这一事实。由于公共债务的发行一般以较高的信用水平和利率水平吸引投资者,因此导致大量货币资金从银行流向公共债务,这不仅会与公司贷款竞争,还会影响原始利息。利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需求。然后,当公共资本投资某些自然垄断产品的生产,例如对电力,铁路,电信,供水等的投资时,由于政府资金雄厚而不是牟利,它将与企业投资竞争以打击私人投资。力量和信心。挤入效应主要表现在政府为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税而发行的免税债券中,这将直接增加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预期投资回报率;此外,通过公共债务融资形成的公共资本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如果将公共资本投资于具有重大外部收益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建设,基础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资。提供社会公平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增加企业的外部资产,从而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私人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并促使私人企业增加投资。

3.基于金融水平,通过调整流动性和利率,实现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公共债务

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公共债务具有财务属性。在金融层面,公共债务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利用流动性和利率效应来规范实体经济。

流动性效应是指政府通过调整公共债务的流动性来影响整个社会资本的流动性,从而对实体经济的总需求产生扩张性或收缩性影响。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选择债务来源和调整公共债务期限结构。政府在需要扩大经济时,应尝试向银行业发行公共债务,扩大短期公共债务的发行,增加短期债券在公共债务总额中的比例,并增加政府的流动性。社会;相反,当政府需要紧缩经济时,政府应设法从非银行部门借钱,减少银行系统持有的公共债务在所有公共债务中的比例,并扩大长期公共债券的发行。债务以减少社会流动性。因此,流动性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前瞻性作用。控制适当的流动性可以使实体经济平稳发展。

利率效应是指在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公共债务利率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它影响金融市场利率的上升和下降,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公共债务利率是最能反映政府宏观经济意图的基准利率。它的上升和下降对金融市场中的各种利率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可以降低公共债务的发行率,从而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并刺激经济发展。经济高涨时,政府可以为公共债务发行高利率。为了带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上升,以抑制消费和投资,并干预经济过热。此外,调整公共债务的发行率不仅会改变金融市场的整体利率,而且会影响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当政府降低短期公共债务的发行率并提高长期公共债务的发行率时,将导致金融市场的短期利率下降和长期利率上升。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和投资计划,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性。

第三,公共债务对改善实体经济运行的政策影响

1。控制公债规模和投资,缓解实体部门融资压力

目前,我国公共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债务负担率仍在合理范围内。但不可忽视的是,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于财政扩张,因此负债持续增长。现实可行,但应密切关注其发展动态,尤其是地方债务问题。在投资资本需求的刺激下,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行为大规模挤入金融市场,产生民间资本需求。竞争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因此,有必要合理控制公共债务规模和投资规模,完善地方债务融资渠道建设,帮助实体经济部门缓解融资压力。

2。合理调整公共投资范围,释放实体部门投资活力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实体领域,逐步放开对国家重大项目的投资准入,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一方面,政府可以鼓励和释放民间投资激励,防止排挤民间投资;政府可以更多地利用债务融资,增加对重点行业的投资,特别是外部性强的行业,民间资本可以不会也不会进入,增强企业投资意愿,有效释放实体部门的投资活力。

三.调整实体经济产出和产业结构,重塑实体经济增长动力

首先,政府应重视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实体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使先进技术和人才更加集中在实体经济中,实体经济技术。动机和竞争力,提高企业利润,有效提高中国实体经济的整体效率,增长缓慢。其次,政府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制约了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并为长期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最后,政府应增加对关键行业的投资,特别是在外部性强,私人资本无法进入和将不会进入的地区。政府部门应逐步退出与民营企业的竞争,创造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此外,政府应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长期以来,中国对产业的关注度过高,忽视了服务业,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影响了各产业的协调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改善服务业发展的环境。促进三产业协同发展,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4.加强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增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以负税代替公债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负担,但有必要从根本上减轻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还应加强与金融业的协调,扩大金融业的服务范围。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一方面,通过发放信贷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多的资金和信贷可以顺利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另一方面,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有针对性的降准来分配更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中的虚拟经济部门,而不是以储蓄和金融投资的形式,为实体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5.加强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以有效实现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

有效实施财政政策,可以优化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促进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有效执行货币政策可以调节货币和信贷总量,稳定价格和国际收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债务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而且是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工具。因此,公共债务政策已成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桥梁。政府应使公共债务政策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并积极配合财政和货币政策,使三者发挥各自的能力,共同推动实体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为了实现“稳定增长,调整结构,造福人民”的目标,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微观刺激”政策。随着扩大投资,减税,降息,降息等措施的实施,中国的实体经济逐渐兴起。热身,但要有效改善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还需要一些时间。为了用公共债务刺激实体经济,我们应该审查情况并灵活运用。要避免在涉及国民经济和民生的重点领域投资短缺,合理控制债务规模和结构,避免地方政府破产和地方债务风险。同时,要把财政,货币政策和有关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协调起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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