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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陈平原专访:当今大学难出大学问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20-01-16 编辑:经典散文

作者:孙陈晖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新闻,发布日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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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访谈:今天的大学很难走出校门,问

今天的中国大学热闹但嘈杂。常见的问题是他们渴望快速成功和即时收益。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不踏实,也不够冷静。 这种状态,往往会支离破碎,要问出大学,很难

■记者孙陈晖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国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密切关注现代中国教育和学术,有许多独到见解。 日前,记者就大学哲学和学科评估等高等教育的重要话题采访了陈平原教授。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许多大学正在推进世界级大学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标准吗?中国的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有什么差距?什么因素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起着关键作用?

陈平原:你问“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标准吗?”这让我想起了王若虚《文辨》的一句俏皮话,“或者这篇文章有身体吗?岳:没有 再问一遍是否没有尸体?岳:是的 但是会发生什么呢?岳:没有明确的身体,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身体。 “在我看来,“大学评估”就像“文体歧视”,也有“一般”而不是“固定”的风格。 也许最好的事情就在这里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一般原则”,但如果你想彻底“静观其变”、“最终确定”和“说死”,你又会觉得错了。 目前,我们正处于追赶阶段,习惯于将其分解为几个指数。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每个指数都达到了,但它仍然不是“世界级的” 到那时,你会明白“指标”不能被相信,也不能全部被你相信。 除了所有可量化的“指标”随时间和研究领域的不同而变化之外,所谓的“整头牛”并不意味着“四肢”加上“躯干”加上“头部”

就硬件设施和论文数量而言,今天的中国大学并不落后于世界顶尖大学。真正打开缺口的是大学理念、学术精神和制度设计。 过去,我们常常用“钱”来谈论事情。中国大学似乎在其他方面都不错。只要有这种“堵塞”,一切都会好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光靠金钱不能产生一流的结果。 至于工资低、外部支出过多,直接导致青年教师生活贫困、科研经费浪费,这是中国学术界又一个累积的弊端,更不用说了。 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制度建设和风气培育方面下大力气,而不是试图提出各种激动人心但不切实际的口号。

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很热闹,但是很吵。常见的问题是他们渴望快速成功和即时收益。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都不踏实,也不够冷静。 这种状态,往往会支离破碎,要问出大学,很难

《中国科学报》:2011年底,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于今年1月1日生效。许多大学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制定自己的规章制度。 那么,大学章程应该主要包括什么?你如何看待大学章程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

陈平原: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呼吁政府增加教育经费。 这个4%的硬性目标预计将在今年实现。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或不愿面对)筹资机制问题。 目前,在这种状态下,“为了钱而跑”是最有效的。因此,政府的钱越多,大学的自主权就越少。 如果没有别的,我只希望有一天,当教育部的部长、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参观和指导”时,大学将不必“从鸡跳到狗”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最好的“大学条例”就是“纸上文章” 甚至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也需要“全国统一考试”。此外,相关各方仍在组织编写和推动“统一教科书”,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一“大学章程”的有效性。 十多年前,我曾说过,负责大学的教育部应该“着眼于小规模的扩大”,以便有长期办学经验的好大学能够独立发展。然而,现实是教育部的权力正在增加,其官员越来越忙这不是一个好趋势。

《中国科学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教育中心在2002年和2008年两轮学科评估后,最近决定于2012年2月进行第三轮学科评估。 你认为学科评估怎么样?在你看来,什么是合理的学科评估体系?

陈平原:一个好的学科评价可以帮助高校和部门发现工作中的不足,找到努力的目标,发挥“监督”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学科评价“好”与“坏”的关键在于指标体系的设计当然包括具体的操作过程。 在第三轮学科评估开始前,我们不断征询学术界的意见,并进行了许多调整。 我本人也接受了许多咨询,并提出了许多建议。 从标有“不要传递”的“讨论草案”到最终正式颁布的“评估指标体系”有许多修改,其中包括许多游戏

最终评价指标分为四个部分,即“学科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声誉”。前三个部分各有几个小点。 不要看不起这些零碎的设计,它们决定了你“得分”的等级和你“挂断”的工作,这将引领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普遍原则。它完全独立于效用,走自己的路。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在这个意义上,评价指标可以进一步细化 可能是为了腾出空间,这次发布的计划没有显示每个指标的“权重”。 事实上,各种指标的长度、规模、优先次序和优先次序可以更好地反映指标制定者的兴趣。 例如,应该给予“学科声誉”多大的权重以及更多的主观色彩是一个难题。

我想说的是,即使所有的指标体系都是合理的,操作过程也是公平的。当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或主任时,应该在心里明白这不是整个“纪律建设” 既然有必要评估,就必须数字化。然而,一旦数字化,除表格中的贡献之外的贡献必须删除。 那些奇怪的想法和那些不太善于社交的学者是今天的负担,也许明天是你的荣耀。 因此,我的策略是:认真填写表格,但不要太在意输赢,也不要用“画眉进进出出的深度”来评价特定的老师。 一所有抱负的好大学不应该遵循“评价指标”来指导生产。更值得期待的是大学生和伟大的作品,不管时间长短。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大学老师过去只教好书,多写,少写论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科研论文的压力明显增加。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大学教师应该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陈平原:大学不同于研究机构的原因是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 问题是,只要拿起老师的表格,你一眼就能看到发表了多少论文。至于书是否教得好,很难说清楚。 目前,学科评估和大学排名越来越成为管理大学的指挥棒,这使得缺乏信心的学校和系领导拼命追求“可见”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目前对大学教师(和研究生)的评估大多偏向于科研成果。 最近,我去了北方的一所大学(尚未参加“985工程”或“211工程”)参加庆祝活动。教授们嘲笑自己:他们希望他们的学校能“降级”到北京大学的水平。 因为相对而言,北京大学的管理相对灵活,不会盲目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

不同类型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工作目标。 如果你在研究型大学教书,你当然有义务产生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然而,如果它是一所教学型大学,就不应该对科学研究有如此高的要求。 然而,目前的情况正好相反。好的大学相对平静,下一个更高的大学要求更高的要求我说的是论文的数量。 一旦目标不切实际,老师就不应该混水或伪造它,这样效果会适得其反。 去年年底,我在广州暨南大学发表演讲,谈到“一所大学的校风是否“积极”,是否“和平而深远”,关键不在于教师,而在于领导者。”

《中国科学报》:作为系主任和教授,你认为这两种身份之间有冲突吗?你的重点在哪里?作为系主任,你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什么改革措施?

陈平原:你的问题在下半年很难回答:首先,北京大学中文系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成败没有普遍意义。第二,谈论“改革措施”等于介绍经验。那我说什么都不对。 还是前半部分有趣,涉及个人情绪 当我需要自我介绍时,我总是称自己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除了“教授”是永久性的,“院长”是临时性的,还有另一个意思我更重视我的“教授”职位。 这样,它可能会被嘲笑为“戏剧性的”近年来,在公共场合,我经常被介绍并被授予“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荣誉 然而,感兴趣的朋友们,请阅读我的文章《“专任教授”的骄傲》(200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其中提到,2006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和北京大学颁发的6个奖项。其中,我最担心的是排名最低的“北京大学十佳教师”。 因为,其他奖项是给我的专业研究的,只是这是对我教书育人的认可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更重视“传道、授业、解惑” 在很多人眼里,在我这个年纪,如果我不能和州长、市长相处,我就得找一个校长和院长。 看到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印着各种虚构的标题,一面不够两面,还有折叠;尽管我很干净,但没有多少人只写教学帖子。 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尴尬,甚至不无自豪,说这是“全职教授”

自从成为系主任以来,会议和社会活动显着增加,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这是不可预料的,更不用说提到了。 更严重的是,我的学术观点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不一致,我经常发现自己进退两难。 作为一名学者,我可以独立。作为部门主管,必须有更多的妥协。 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就我而言,我感到非常痛苦。 当你问我“工作的重点在哪里”时,我只能说“当一个和尚每天打卡的时候”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比“占着茅坑不拉屎”要好

《中国科学报》 (2012-05-30 B3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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