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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个人信息权的公法保护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19-10-15 编辑:生活语录

1960年代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这要求面向服务的政府必须拥有大量个人信息才能实现管理目标。例如,政府网站需要收集和发布各种政府信息,与公众沟通并实现诸如在线办公室工作之类的政府事务。同时,政府收集,存储和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的能力也在增强。但是,个人公民缺乏自我处置和控制个人信息的能力。因此,公法保护个人信息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个人信息权的定义

(1)个人信息的定义

所谓个人信息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种族,家庭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经历,健康状况和其他可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但是,从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立法文件来看,受《个人信息保护法》保护的对象的名称不同。例如,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使用“个人信息”;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地区使用“个人隐私”;欧盟及其成员国使用“个人数据”; “个人信息”。针对上述几种常见的参考文献,作者认为“个人信息”一词更为合适,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从单词的本义来看,信息与信息是不同的。个人信息具有识别作用和资源价值,这在普通数据中是不可用的。因此,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不一定是个人信息,但是个人数据不一定是个人信息。其次,传统的个人隐私概念具有消极和消极的特征。个人隐私旨在保护个人隐私空间,而个人信息则致力于“识别”个人身份。个人信息的概念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个人隐私的狭窄范围。第三,信息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现实生活中,“信息”一词从国家机关到街头市民都经常使用。 “个人信息”一词的使用更符合当代社会背景。最后,“信息”的概念已被我们的立法机关接受,许多现有的法律法规正在使用该术语,例如,2008年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被采用。综上所述,使用“个人信息”更为合适。

(2)个人信息权的涵义和内容

个人信息权是指信息主体有权依法决定,支配,控制和排除他人对个人信息的侵犯。个人信息权的核心在于自我决定和控制。从公法的角度来看,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1.决策权

也就是说,个人决定行政机关是否以何种方式,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范围内收集其个人信息的权利。源自其他权利的决定权在各种信息权的内容中起着核心作用。

2.知情权

也就是说,个人有权被行政机关告知他们所收集的信息,信息的内容以及信息的用途。

3.保密权

即,个人在法律上要求行政机关维护保密信息的权利。基于非公共利益的需求,未经个人同意,行政机关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提供个人信息,否则构成侵权。

4.取得权

即,信息主体获得有关人员获取有关他自己的信息的权利。

5.救济权

行政机关侵犯个人信息享有的相关权利时,个人享有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权利。

6.更正权

这意味着,当信息主体发现个人信息存在缺陷时,它有权要求公共部门修改和更正错误和不正确的个人信息。

(3)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属性

周汉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宪法的基本权利是什么?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公民的基本权利仅限于宪法规定的内容。但是,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无论宪法是否有明确规定,公民的固有和固有的自然权利都不应被剥夺或抛弃。人格尊严是基本权利价值的核心。人格尊严是公民的最低要求,也反映了社会对公民个人的评价和尊重。作者认为,尽管《中国宪法》并未明确列举个人信息权,但不能否认个人信息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

第二,公共信息保护个人信息权的必要性

(1)保护个人隐私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必要性

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侵犯个人信息和隐私是个人尊严的重要体现。在缺乏有效规范的情况下,个人信息被不正确地收集,任意泄露,任意篡改,恶意使用,甚至非法转售,将严重损害公民的人身权益,造成极大的麻烦和长期的隐患对于公民。

(2)政府实施公共管理和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只有在拥有大量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现代社会中面向服务的政府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管理目标。政府行政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公民的个人信用信息,社会保障信息,医疗信息和犯罪记录信息均在公共部门的控制之下。政府信息的公开要求公共部门实现信息资源的公开和共享,大大增加了忽视或侵犯个人信息保护的可能性。

第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的比较法

据统计,迄今为止,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特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国家法律在命名中使用的概念包括“个人信息”,“个人数据”,“隐私”等,这些概念主要源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使用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影响法律的内容。文档。许多发达国家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模式可以为在中国建立相关制度提供经验。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包括美国,德国和日本。

(1)美国模式:以隐私权为中心的分权立法

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时,美国基于“隐私权”。分散的立法保护模型按内容对个人信息进行分类,并由其相应的监管部门根据个人信息的不同类型进行监督和管理。公共领域的立法主要是为了防止政府侵犯个人信息权。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美国法律似乎非常严格,并且政府信息披露已写成《信息自由法》。非公共部门立法旨在规范非公共机构在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中的行为。它采用行业自律模型,该模型允许每个行业制定相关法规,并以此为指导和领导银行。不同行业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

由于不同类型的信息以及不同组织所涉及的个人信息行为受不同的法律管辖,各有侧重,这使得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呈现出“分割”、“碎片化”和错综复杂的特点。

(2)德国模式:以信息自主为核心的统一立法

德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基础是“信息自决权”。1983年的“人口普查案”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确立信息自决权的里程碑。德国《基本法》关于“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是决定确立信息自决权的基础。信息自决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在德国司法界流行起来。德国2003年《联邦数据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了统一的立法模式,即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方面,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没有区别,但公法和私法保护的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已经趋于全面,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控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从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统一的立法模式侧重于国家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的作用。因此,针对政府部门的法律在立法上相当严格。

统一立法模式的优点是可以极大地保护个人信息,但有时会因为个人信息过多而阻碍个人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将极大地阻碍个人信息价值的实现。为此,美国的分权立法模式已经非常流行,并逐渐成为法院的一部分。

(3)日本模式:公法与私法保护相结合的统一立法

日本的立法模式是美国分权立法模式和德国统一立法模式的结合。它既是“分布式的”又是“统一的”,因此称为统一模式。日本模式借鉴了上述两种模式的卓越之处,特别注意“流通”与“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实现双赢局面,这不仅保护了个人信息的合法权利,而且保护了个人信息的合法权益。还可以确保个人信息的顺畅流动。根据个人信息处理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区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定,并鼓励非公共部门加强行业自律,从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例如,日本在2003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建立了适用于公共和非公共部门的统一基本原则,并规定了一些与保护个人信息有关的事项,例如个人权利,救济和例外。

(4)比较法研究的回顾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采用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和保护思想来保护个人信息。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首先在法理学中提出了“信息自决权”,并确立了自决权的法律地位,法律属性和权利。根据自决的思想,强调了对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强调政府应从人的尊严的角度尊重个人信息的自决权。英美法律制度的代表是根据隐私权的思想安排的。这两种立法模式均受其自身立法传统的影响:德国模式有利于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全面,综合保护。缺点是可能会阻碍个人信息的正常流通并限制企业的自由发展;美国模式有利于晋升。信息的自由流通,自由放任的自律模式也可能导致某些公司由于缺乏法律监督而逃避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并侵犯了个人信息权。

“来自其他山丘的石头,可以学习”。中国应该吸收各种模式的有益经验,根据自己的法律传统和具体国情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但我们绝不能盲目模仿其他国家的模式。

第四,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现状

中国缺乏保护个人信息的传统,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主要有以下缺点。

(1)法律制度缺失

就现有法律制度而言,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条文数量很少,分散在宪法,民法,刑法和一些部门法规中,尚未形成专门,统一的法律保护制度。个人信息。例如,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不得披露与隐私权有关的个人信息;《治安管理处罚法》《执业医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其他规定可能不会披露或披露个人隐私信息。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直接承认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的保护仅限于敏感的个人信息,例如个人隐私,而仅间接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2)法律内容不清楚

就法律的具体内容而言,大多数规定被低估并通过。没有详细阐述立法内容,基本原则,信息主体的权利,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3)行政领域立法滞后

当前,中国行政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远远落后于民事和刑事领域,公共信息对个人信息的侵犯和威胁最为严重。

五,关于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几点建议

(1)在《宪法》

中定义个人信息权利

《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国《宪法》中的某些规定,例如《宪法》第40条规定:“民事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这反映了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但这种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尚不明确这可能导致理解和理解上的不一致。如果《宪法》中明确定义了个人信息权,则将个人信息权包含在宪法权利体系中将改变人们对个人信息权的看法和理解。同时,它还可以对公共权力形成严格的限制,并规范国家权力活动的范围。这为制定特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了宪法支持。

(2)制定并发布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1.确定立法模式

立法模式的选择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发展的重要前提。放眼国际市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选择了德国式的统一立法模式。德国模式充分考虑了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流通的统一性,可以考虑行政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从而加强了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有助于在管理中采用统一的标准。司法公正,形成统一的监督机制。中国尚未颁布特殊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或法规,立法技术有待改进。在此阶段,很难制定适用于不同主题的几项法律来保护个人信息。笔者认为,鉴于中国一贯的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选择统一的立法模式。

2.《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系确定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生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立法体系最有可能采用政府信息披露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单独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5条规定,公民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与政府有关的税费,社会保障,医疗等信息,并且有证据表明其信息记录不正确。该权利要求行政机关予以纠正。

在制定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时,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

3.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构

许多国家或地区已设立专门机构,以确保有效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例如,德国根据《联邦数据保护法》成立了联邦数据保护专员;在香港成立了个人数据(隐私)专员。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机构有利于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由于中国长期缺乏隐私保护,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传统,个人信息侵权问题非常突出。因此,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执法事务。

《个人信息保护法》必须由独立且权威的执法机构来实施,否则,无论法律制度多么完善,它都极有可能成为“纸上谈兵”。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权威,高效的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机构,明确组织的职责和权限,并建立严格的统一执法程序,以确保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构能够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是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困难点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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