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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士后制度迈入而立之年出路何在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20-02-01 编辑:成长

作者:陈彬资料来源:Science.com发布日期:2015/3/18 2: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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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中国博士后制度进入建立之年

1983年,着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建议借鉴国外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研究流动站 两年后,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博士后制度试点。 同年年底,中国建立了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年了。

三十年是一个人从婴儿成长到成年的时间。博士后制度一直是我国培养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制度。 然而,尽管岁月的流逝给了这个“强壮的男人”一个成熟的身体,一些“困惑”却在他的脑海中自发地浮现。

在今年的NPC和CPPCC会议上,许多CPPCC成员和NPC代表提出了改革现行博士后制度的建议。 他们的观点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思想-30年后,博士后制度下一步应该如何发展?1987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仍然是一名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归国人员”,正在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当时,龚克实际上有许多道路可供选择,如政府机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然而,龚克犹豫了,因为他对这些用人单位缺乏深入的了解。当时,人事制度更加僵化。一旦他选择的单位不合适,就很难移动。 我该怎么办?

有一天,一个领导者的话影响了他的最终决定

领导说:“你为什么不去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咨询呢?”直到那时,龚克才知道在中国申请博士后学位也是可能的。

那一年,博士后制度在中国只建立了两年。这绝对是一件新事物,龚克对此非常感兴趣。

“事实上,当时最吸引我的是博士后制度的灵活性。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龚克表示,由于博士后学生在移动站工作时间为两年,两年后,双方可以在两种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也就是说,两年后,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重新考虑未来。博士后学生给了我许多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 “

1987年9月,龚克进入清华大学,成为电子工程系博士后

在进入清华之前,龚克与这所着名的国内大学没有多少联系,他在国外学习的大学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世界着名大学”。 因此,许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在清华找工作。然而,清华的研究平台和项目对像他这样的年轻研究人员很有吸引力。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能适应清华的环境 因此,龚克说博士后制度给了他另一种“宽松环境”的感觉。" “我可以用两年时间来验证我是否适合在这里进行研究 如果不合适,我可以在两年内离开。 “

在这里,提到龚克的“工资”

当时博士后的工资是150元,还有100元的住房补贴,基本上和教研室教授的水平相当。 这种“高福利”也是博士后学生的吸引力之一。 其次,做博士后可以更专注于研究工作。龚克考虑利用他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这段时间,一方面打下更为慷慨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积累成果,在学术领域建立立足点。

”简而言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博士后制度与突破僵化制度、更有利于人才和成就的改革举措没有什么不同。 ”龚克说

30年后的今天,龚克已经成为该国一所重点大学的校长。然而,曾经给他带来巨大帮助的博士后制度似乎已经改变了它的味道。 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人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以前的创新在许多人看来反而成了“僵化”的代名词。 这种制度的“灵活性”、“高福利”和“少干涉”等优点已经成为人们批评博士后制度的主要依据。

过去30年博士后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困惑的未来:改变了“灵活性”

在今年的NPC和CPPCC会议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忠提交了一份提高博士后创新能力的提案 在该提案中,张忠团队提到中国博士后候选人不够优秀,很难为博士后职位招募优秀人才。

事实上,几年前张忠团队提到的问题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

早在2012年,在一个博士后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孙岚说:“在我们的实验室,每次交流,我们都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招聘博士后或优秀的博士后。这是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我已经和几个同行业的学者交流过了,最近几年没有人招聘过优秀的博士后。 "

一项数据曾显示,40%的大学博士生选择进入大学,10%选择进入科研设计单位,不到3%选择在中国从事博士后研究。

“博士后学生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能有一个稳定的未来。 “李良是一所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在采访中,他告诉记者,在目前的就业压力下,博士人才希望毕业后尽快稳定下来,这正是博士后制度不能给他们的。 “两年后,博士后学生将不得不离开车站,离开车站后,他将面临找工作的问题。 因此,只要有好机会,没有人会冒两年的风险。 “

不幸的是,博士毕业生越优秀,毕业后就越有可能遇到“好机会”,他们选择“冒险”申请博士后学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因此,灵活性当年成功吸引“龚克”学者的博士后制度的第一个优势现在已经成为阻碍优秀医生进入的一个主要问题。 “时代不同,就业环境不同,但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李良说

然而,根据博士后制度本身的特点,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容易解决。 有人建议博士后合作导师在聘用博士后毕业生时应承担更重要的推荐权利和义务。 然而,这项提议没有具体细节。 也许,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下,除了在企事业单位的招聘中增加“博士后”经验这一看似不合理的“外力”之外,吸引优秀博士生到移动台所剩下的就是提高博士后研究的“含金量”,使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多的优势。 然而,这要求博士后学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科研环境。 现在,这和“龚克时代”有什么不同?“金钱方式”的困惑:谁来支持博士后?科学研究中心灵平静的第一个基本保证是食物和衣服 这涉及到一个没有人能绕过的词钱。

目前,我国博士后招聘主要有两种模式:国家资助招聘和自筹资金招聘,占我国博士后招聘的85% 其中,国家两年补助标准为每人10万元。至于自筹资金模式,一般来说,单位可以根据研究需要灵活掌握。

每年50,000元,这对大多数都是成家年龄的博士后来说够了吗?

去年博士后学生张可现在成了一名教师。 当她是博士后学生时,她已经成家了。 因为有两个人的收入,所以对她来说没有“足够的钱”的问题。 然而,她的一个同事没有这么幸运。

“当时,我们站里还有一个博士后 他仍然单身,没有房子,但是在学校周围租房太贵了。 最后,他只能呆在学生宿舍里。 ”张可说

事实上,当人们谈到目前的博士后制度时,所谓的“高福利”已经成为过去,“待遇过低”几乎总是第一个被提到的问题。 就在今年的两届会议上,张忠团队建议将博士后基金专项资助的资金提高到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水平,或者设立博士后研究和创新专项基金。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齐林也与张忠团队有着类似的想法。 在议案中,他还提到建立国家博士后基金和独立的国家博士后基金委员会。国家博士后基金的管理可以借鉴德国的“洪堡奖学金”

国家推广博士后治疗要花多少钱?

在采访中,长期研究轨道交通的张忠团队结合自己的专业,为记者计算了这样一个账户。

“目前,一公里地铁最常见的成本是5亿到7亿元。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统计,2013年全国博士后候选人数约为13000人 如果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5万元,这笔钱只能支付一公里地铁的费用。 然而,一公里地铁能测量一万多人创造的科研价值吗?“

你知道,2014年,江苏省南通市,作为一个地级市,被授予地铁总里程近60公里,总投资近400亿元。

“如果我们以前没有获得财政资源,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促进博士后的治疗 ”张忠团队说道

身份的困惑:我们是谁?

30年前,“龚克”学生进入大学博士后工作站时,“没有教学任务,他们可以专注于研究”也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许多博士后似乎没有这样的好处。

在网上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博士后,教学任务”,你会发现很多博士后招聘广告,其中大部分都规定博士后学生有一定的教学任务。 中间,有些是“博士后教师”,但有些是普通博士后研究人员。

给学生上课意味着博士后学生已经闻起来像“老师”,但他们真的是“老师”吗?

“在国外,博士后学生通常被视为研究人员 但是在家里,我们不知道现在该如何看待他们。 “顾英泉是张可博士后合作导师 在采访中,他坦率地承认博士后管理存在“大问题”。 “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 因为他们既不是老师也不是纯粹的研究者。 因此,我们的老师不能被要求参加会议,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他们参加一些活动的组织。 “

在顾英泉的话背后,它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博士后群体自身定位的模糊性

在今年的NPC和CPPCC会议上,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启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博士后研究是一种研究经历,但不是正式职业。博士后研究是学位的观点是“荒谬的” 应该说,除了周启枫之外,许多学者都在公共媒体上强调博士后不是学位或学位,但在公共层面上,有不少人把两者等同起来。 究其原因,有些制度问题必须提及。

”目前,我国博士后培训需要国家批准设立站,相关部门限制了规模 对于进入该站的博士后,国家将给予他们特殊待遇,并最终颁发证书。这个程序给人一种博士后仍然是学位的错觉。 ”在采访中,龚克说

结果,博士后学生逐渐模糊了自己在“学生”、“教师”和“研究者”概念之间的差距

应当指出,在上述国家给予博士后学生的“特殊待遇”中,户籍结算和子女就业是一项重要内容。 正是这种“隐性福利”给一些人提供了一些可钻的空。 李良发现,一些北京以外的企业高管正在为这些利益做博士后工作。 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私下联系了北京大学的教授,承诺一定的好处(如实验室项目、财政援助等)。)并要求他们招收自己为博士后,从而“解决”他们孩子在北京上学的问题。 “只要他的博士后学位能推迟两年,他的孩子就能参加北京的高考。 “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隐性福利”带来的弊端 然而,如果这些好处被取消,它将减少博士后已经很低的吸引力。 顾英泉对此矛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实际上是现行制度带来的一种弊端。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博士后的身份。 要想搞清楚,就应该在改善博士后正常待遇的基础上,取消看不见的福利,让博士后回到他们被吸引的地方。 ”顾英泉说道

管理混乱:谁应该管理博士后

在今年的NPC和CPPCC会议上,周启枫与博士后制度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他对博士后定位的修正,而是他的另一句话:“目前,我国设立博士后是人事部设立的一个特殊行政机构。” 然而,该机构的存在意味着它有设立、资金和权利决定谁可以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谁可以招收博士后学生,以及博士后学生应该得到什么待遇。 “他建议取消博士后管理机构,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国内外招收具有博士学位的人。

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 至于提案本身,那是一片掌声。

事实上,周齐林在今年的NPC和CPPCC议案中提出的第一个博士后改进建议是“取消国家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及其所有博士后工作站和移动站” 国家不再统一颁发“博士后证书”,不再评定成绩和专业技术资格。"

“如果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市场也应该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龚克在采访中说道

但是,如果废除博士后管理机构,权力转移到企事业单位和大学,会不会出现“放之乱”、“混之有道”的情况呢?顾英泉对此有自己的理解。

“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我们也要相信市场自身的调配力量。”顾英权说,而且当下社会已经越来越重视品牌力量,在此背景下,一个博士后流动站能否生存的决定因素,还在于流动站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内部环境。因此,暂时的“鱼龙混杂”也许会有,但最终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由政府重视博士后制度并支持其发展的国家,这种重视和支持也使得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并有了今天的规模。而如今,政府似乎又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

“如果说之前政府在博士后体系中,充当的是‘管理者’角色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把关人’。”李亮坦言,针对当前博士后制度发展的现状,政府应该行使的权力其实是审查权和监督权。一方面,当企事业单位和高校提出博士后建站意愿时,政府可以考察其是否有足够的物力、财力。如果有,则可以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对博士后流动站进行检查和评估,取消部分不合格者。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再干扰博士后流动站的正常运行。

“如果说,之前政府已经将博士后‘扶上马,送一程’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做的是松开缰绳,让这匹马真正地跑起来。”李亮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什么是“重视教育”

“即使什么都不做,就不能算是另外一种对教育的尊重和重视吗?”采访中,当记者问及取消博士后管理机构是否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手时,有学者这样回答。

这个答案其实很值得思考。

长久以来,“重视教育”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主管机构高呼的口号。我们当然不能怀疑政府部门说出这句话时的诚意,毕竟,谁都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大踏步前进。然而,“重视教育”是否就可以和“插手教育”画等号呢?

当然不能,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当需要政府扶植时,政府的一双手是温暖的;然而,当教育需要一定的自由成长空间时,这双手就成为了这个空间里最粗的绊脚绳。

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一说就明白。但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道理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门对教育的干涉,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门对教育核心权力的死守不放。如果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比作李亮口中的那匹骏马的话,政府部门如果站在原地看着这匹马肆意驰骋,这就是一种对教育事业的“不负责任”。殊不知,此时的马才是最快乐的。

于是,我们需要改变一种观念,那就是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才是对教育的最大尊重,因为在“无所作为”的背后,是教育本身发展空间的扩展,也是尊重教育规律的最佳体现。(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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