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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19-11-16 编辑:教育

作者:陈璇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发布日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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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热衷于做官: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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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积极探索政企分开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机构行政级别”

近年来,有人呼吁将作为公益服务机构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 这一次《指导意见》将高校等公共服务机构的“逐步取消行政层级”放在机构改革的路线图中,这也让这一在两会上讨论了多年的热门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不断有人呼吁“高校去行政化”,但许多专家和高校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去行政化”并没有真正的进展,取消行政级别更像喊口号。 一些专家还认为,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高校取消行政层级仍面临困难。 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层级,高校真正难以“去行政化”,是否有现实的突破途径?

呼吁大学摘下“官方帽子”的呼声不断高涨。

2007年,国内大学的教授和行政领导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大学内部冲突逐渐演变成公共事件。

同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张明教授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称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关于“张明事件”的争论还没有结束。着名教授何嘉青也公开表示,他受不了大学管理对其学术研究的束缚,向安徽大学申请提前退休。

一个多月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前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给教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称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了他为教授,“因为院长虐待他的教授”

在一直批评高校“行政化”和“行政化”的张明看来,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之间爆发冲突只是一种奇怪的现象。高校普遍存在的“官僚思维”和“学术评价失真”是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行政化首先会影响大学的办学思想,使之成为一种“官僚思维” 例如,一些大学在选择重点学科的研究内容时没有考虑自身的优势和继承性,而是遵循文献。 ”张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在官员越大,资源就越多。学术资源是根据权力分配的,所以教授们也在争夺官员的职位。 大学里有些人如果有任何需要研究的问题,会去找院长,而不是真正研究过的学者。 ”张明大为感叹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开始对学术研究进行“官方品味”研究。 顾海兵在对一个教育奖评审委员会的法官进行研究时,根据他们的工作等级,一个接一个地分配了60名来自各高校的法官,最后得出结论,60名专家的“官品位”高于副校长。 因此,他给教育奖评审委员会起了个绰号“大学校长(新旧)联合会”

清华大学前校长顾林冰也在批评高校“行政”时表示,“学校的“行政”主要受官方标准的影响太大。” 有时主任会影响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学校安排退休干部,这将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产生太大的影响。

教授热衷于做官,崇拜行政级别,这也成为高校的常态。 复旦大学教授兼图书管理员葛熊健在接受采访时说:“许多年轻有为的教授愿意担任行政职务。这个职位的重要性超过了他作为教授的重要性。” 最初,行政系统应该为教授、教学和科研服务。为什么现在颠倒过来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更集中的权力,更好的实际待遇,更好的未来和更大的社会影响。 “

”作为一名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大学校长负责学校的管理,不负责教育,不负责教师和学生。 “21世纪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熊丙奇的观点更为清晰。

“管理”大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许多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公开表示支持大学“去行政化”。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中表示:“教育管理的趋势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

同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到教育改革计划时也表示,改革将“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体制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的行政层级和行政管理模式。" 2010年发布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推进,我们应该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体制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管理的倾向,废除实际的行政层级和行政管理模式。"

随着“去行政化”大学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大学校长也表示支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

2010年,北京大学校长周启枫在NPC和CPPCC会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支持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由行政部门管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是一个大趋势,将来肯定会实现。"

2011年,也是在NPC和CPPCC会议期间,面对媒体,“如果有一天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你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作为总统,我平时没有这种感觉。” “

没有行政级别,大学承受不起“光”。

虽然他们一再公开表示强烈支持大学“去行政化”,但事实上,一些大学校长仍“纠缠”于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问题。

2010年,在NPC和CPPCC会议期间,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谈论“是否应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整个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么仅仅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

在此之前,纪宝成还多次批评高校的“行政”。 2009年,纪宝成在参加高等教育论坛时发表了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的演讲。 他遗憾地说,“我曾经看到一位年轻的导演教一位老教授说不出话来。” 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关心“座位”,而不是教学质量。"

纪宝成说“单单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引起了一段时间的争议。一些大学校长和教授也认为纪宝成的话揭示了高校的“两难”。

“大学必须处理社会的方方面面,”葛熊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举例来说,大学图书馆订阅香港和台湾的报刊是有规定的。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订阅,局级以上的单位不能订阅。 例如,我们学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所以我们必须到学校办理出国审批手续,否则必须经过市政府和省政府的审批。"

虽然纪宝成也说过“我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的时代的到来,这种没有行政级别的社会变革被认为是逐渐扩大的”,但他担心“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大学的行政级别被单独取消,从而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交流等。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基础。”

另一个事实是大学行政人员的待遇往往与行政级别有关 北京大学校长周启枫曾经非常坦率地说,“毕业后,你应该习惯坐在未来最后一排的会议上。你不能再坐飞机去贵宾频道了。你应该失去阅读和学习一些文件的机会,为不称职的干部做好准备。”

有人提出“取消行政级别不利于高校”的观点,这一观点受到质疑。 “取消行政级别不利于大学,这是一种典型的官本位思想。 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依赖于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而不是行政级别。 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要取消高校排名,实行校长公开选拔,首先要打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有排名的高校领导和高校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管理者。” 大学应根据自身发展设计管理制度,建立一个脱离官方标准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 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也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 ”

然而,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中,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坦言:“在我们取消行政层级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面对没有层级的南方科技大学,觉得一切可以管理的东西都必须管理,都将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理。" 一些专家认为“管理”大学的问题不能仅仅归咎于行政级别。“行政”问题的实质是“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高校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而外部高校也需要行政部门下放权力。

“有行政级别不等于一定要‘行政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但并没有人反映‘行政化’。他们同样可以平易近人,同样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葛剑雄说,“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就‘行政化’了呢?那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对高校而言,学校领导变动也与行政级别紧密相关。近几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领导人事调整,除了校际交流任职,还有一部分新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门官员出任或者地方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较频繁的流动。

去年,有多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在“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等职。

此前,公众所熟知的几位大学校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其凤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2001年从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学。

顾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怎样进行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

高校取消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和配套改革

无论是坚决呼吁摘掉大学的“官帽子”,还是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还存在困难,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是: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直接拿掉高校行政人员的“官帽子”这么简单。

如果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但社会还是高度行政化,大学还是很难办,这是很多高校的疑虑。熊丙奇认为,取消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应该有具体的时间表和改革细则,而且“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对所有不该有级别的机构实行‘一刀切’,否则改革又会遥遥无期”。

葛剑雄也表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

目前,在我国高校里有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一旦取消行政级别,这一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应有的维护?薪酬和社会保障机制如何衔接?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遭遇“行政化”困境。“去行政化,一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二是学校内部行政向师生放权。然而,‘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

熊丙奇的建议是,“高校‘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不应该由行政部门来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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