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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文版出版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20-05-11 编辑:语录
作者:姜炯资料来源:科学时报发布时间:2008年

审视疾病的演变拓宽了医学界的视野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文版出版

●我们的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应该学习一些医学史,以免忘记医学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扩大视野。韩启德

●医学研究的思维有两种分歧:一种与物理和化学相同,另一种与社会科学的思维不同。杨柯

●如果我们的医学仍然停留在实验室和分子医学,我们就不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王德兵

●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全球性的书,比我以前看过的书更加突出。刘布朗特

●我认为这本书在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争取研究大国的地位。彭瑞聪

4月28日,阳光明媚,春风明亮。在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举行了《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文版出版研讨会,来自医学和科学史学界的专家以及该书编辑出版单位的许多领导出席了会议。

去年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这是一本由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翻译的医学名着。本书的原着是由鲍林格林大学的基普教授主持的“剑桥人类疾病历史与地理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个项目从1985年到1990年持续了6年。它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160多位着名的医学历史学家、医学专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共同撰写文章。它还得到剑桥大学出版社、霍夫曼罗氏有限公司、辉瑞公司、米尔班克纪念基金会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支持。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文版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Han Qide)题写了中文版的标题,并祝贺它:“再次强调学习医学史在医学生教育中的重要性。我们的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应该学习一些医学史,以便不忘记医学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并扩大他们的视野。”随着这本书的出版,专家们讨论了科学史、医学史和疾病史的学术地位。

大约20年前,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保罗恩舒德教授在中国发表了一份报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医学史学家廖玉群研究员张大庆说,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选修了医学史课程。温树德说大约10%。这就足够了,因为不学习病史不会影响你成为内科和外科医生。但是要成为一名好医生,你需要学习医学历史,了解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廖玉群说:“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医生和工匠的区别。”

医学史对医学的地位就像任何科学史与科学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史为镜。不了解历史就不可能发展科学。在医学史上,关于该疾病本身的着作很少,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系统介绍该疾病历史的着作更少。北京医科大学前党委书记彭瑞聪教授谈到了病史对于乙肝防治的意义:现在广播过程在学术界已经相对清晰,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入口是预防,即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切断这些渠道可能是全面控制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没有历史研究,很难确定这一策略。虽然你对乙肝做了大量的研究,但你不知道哪一个环节最适合切断它。可能很难取得效果。有时,即使找到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原因,也很难付诸实践。那么这些问题只能从疾病的自然历史中找到。

医学研究有两条路可走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生柯杨(Ke yang)表示:“《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研讨会也是一个研讨会,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有人文背景的教师,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方面的教师。这本书意义重大,但今天的会议甚至超出了这本书的意义。毕业后,我学习了临床医学,选择了基础医学。那时,我觉得临床医学解决的问题很少,做研究可能更好,所以我一直在做研究。医学研究的思维有两个分歧:一个与物理和化学相同。当我们不能用人类做实验时,我们可以无限期地细分它们以达到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当我学习的时候,我也追求无限的细分和分子水平。这是医学研究的主要思想之一,近年来在我国取得了很大进展。事实上,在这种研究方法下,我们已经达到了分子水平,并揭示了许多生命和疾病的奥秘。另一个与社会科学不完全相同的观点是概率的应用和人们谈论事物的方式。我意识到回答复杂的问题在人群和因果关系方面类似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当你被要求用概率来建立因果关系时,你必须在设计上非常严格,分析、解释和结论的方式与前者大不相同。”

所谓的第二条路是《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的核心。杨柯说,这是一本以疾病为主线的历史巨着和系统着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张大庆以前翻译的《剑桥医学史》和意大利作家写的西医病史都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这本书真正以疾病为中心。她认为:“这两个《剑桥》对我们这些并没有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非常易读和可接受。意大利医学史看起来非常缓慢。”

王德兵,北京医科大学前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临床工作。他认为医学专家应该参加更多这样的会议,因为它们对医学发展太重要了。他说:“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因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本书是典型的跨学科杰作。如果我们的医学仍然停留在实验室和分子医学中,我们就不能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关键是预防疾病,而疾病的预防本身必须从人口开始。我从事血液疾病,如白血病,这是一种严重的恶性肿瘤。然而,在医学上对流行病学和人群的研究很少,只有如何治疗、化疗和骨髓移植,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肝炎和心血管疾病都是从预防开始的,所以我认为白血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非常重要。这本书是由医学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编辑的。医学本身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包括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和环境医学。”

对科学史的兴趣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席、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布朗特称自己为医学盲,曾一度失明。后来,这种疾病自己就知道了,而我并不十分了解它们。然而,他愿意对这本书说两句“外行的话”。刘布朗特最近关注的是科技进步与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科学史家谈了很多。从13世纪到17世纪,重大事件接踵而至文艺复兴、伟大的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还有一个与医学有关。在世纪之交,一家美国电视台制作了一个节目,《人类的千年》,一个世纪一集,总共10集。每一集都使用了一个象征性的标题:12世纪是“马镫世纪”,因为蒙古人征服了欧洲。由于航海的伟大发现,15世纪是“指南针世纪”。14世纪被称为“镰刀世纪”,因为当黑死病在西方世界爆发时,死亡是挥舞着镰刀的。这在西方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刘布朗特注意到这本书的不同作者提到了黑死病或黑死病。其中一位作家伊内斯维奥莱奥尼尔提到:“1331年,内战和瘟疫袭击了中国河北省.瘟疫于1346年蔓延到克里米亚,热那亚商人遭到蒙古军队的袭击。瘟疫在袭击者中流行。撤退前,他们将病人的尸体弹射进城墙,从而感染了被困在城里的人们。“结果,瘟疫通过逃离城市的人们的传播席卷了整个欧洲。这当然是看不见的西方中心主义——不管怎样,坏事都是由别人带来的。刘布朗特赞赏奥尼尔的观点,认为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关键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变化。奥尼尔说,公众健康意识有了显着提高,之前缺失的公民社会意识逐渐形成,这正是文艺复兴所需要的。建立了社会公共卫生设施。在前欧洲法庭,女士们用大裙子去厕所。整个凡尔赛宫都很臭,瘟疫很容易传播。黑死病在欧洲杀死了20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了2100万人。大量的死亡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恐惧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种崇拜,这种崇拜对阿奎那的哲学产生了怀疑,并产生了“宿命论”。奥尼尔认为以前的文化掌握在懂拉丁语的人手中。后来,许多学者去世了。拉丁语不再是唯一的语言。各种书籍开始用不同国家的语言书写,这促进了文化和科学的普及。就医学本身而言,外科医生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超过了内科医生,因为许多内科医生已经逃离,但外科医生勇敢地切开和烧灼鼠疫肿胀。

刘布伦说,中医史需要全世界的关注,尽管作者谦虚地说,“不可避免地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也许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教育和语言,西方元素整体上更重。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与以前的书籍相比,他们将亚洲列为一个非常独立的部分,并聘请了有能力的作家,如文树德和梁启子。这本书确实是一本全球性的书,比我以前看过的书更加突出。

与刘布朗特相比,更多的专家仍然认为这本书对中国的关注远远不够。彭瑞聪认为,在本书介绍的100多种疾病中,中国的资料很少。编辑总是承认他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我认为这本书在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想争取一个主要研究国家的地位。例如,我们派出了如此多的非洲疾病医疗队,我们在这一领域做了更多积极的工作。然而,为了改变西方中心的状态,我认为最欠缺的是疾病史。

廖玉群说,只要书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太少,他就会深刻反思自己我们的“表现”是不够的。如果中国人的“表现”足够的话,外国人会在查阅文件和写作作品时提到“在中国”是怎样的。现在他不知道了。他找不到了。没有稻草很难做砖。许多作者都是名人,他们对中国的许多讨论都是建设性的。例如,温树德在第《前中医的医疗保健》节中解释了针灸的起源:“几条线索表明,针灸的各种起源之一似乎是很容易刺穿被认为是被外国邪恶势力用象征性的刀和剑入侵的患病和疼痛的身体部位。”这很简洁。与我们的针灸教科书不同,他没有用所谓的“科学”方式来解释它,这超出了古人的想象。然而,令廖玉群惊讶的是,这本书对精神病学的讨论没有东方观点。"这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东西方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文化的支柱

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总裁陈欣从郑州来到北京参加研讨会。他认为《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是一部集医学史、科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于一体的伟大作品。这是医学史上最权威、最丰富的疾病史着作。200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的英文版,四年后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版本,融合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大连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机构数十位专家的辛勤工作。同时,这本书也体现了出版商和编辑的心血。没有编辑的高水平工作,很难写出一本既专业又受欢迎的好书。病史的翻译非常困难,难以准确把握。它需要编辑逐字修改,以便以非常标准化和准确的形式提交给读者。这是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陈欣认为,这本书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历史叙述使人们感到疾病的自然史和人类社会的生活史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这在普通医学书籍中是看不到的。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出生、衰老、疾病和死亡都是生命中的一种命运,但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的命运来说,疾病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本书告诉我们,疾病是改变人类文明方向和进程的“缰绳”,例如罗马帝国的衰落、玛雅文化的丧失、现代美洲大陆土着民族的领土、人口和文化的迅速衰落,实际上都与人类疾病进化的一般规律有关。由此可见,在这本书里,人类疾病的自然史是人类伟大历史和文化中最辉煌的一页,因此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畴,直接触及了人类文明变迁的极大关注。

陈欣说出版这样的科学史书籍根本不是出于商业利益,而是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界创新能力的建设。一门学科和一个国家创造力的形成离不开理论思维的侵蚀和思想史的启迪。科学技术史的系统化和回顾是学术创新的孵化器和技术起飞的跳板。世纪出版集团也利用这次会议向坐在这里的学者们表达了希望,希望他们能和你们一起在这个领域拓展、努力工作、创作出有影响力的杰作。

陈欣还表示,世纪集团仍有许多这样的书,其中这本书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一本书,还有许多几亿字的大型项目。仅在科学史上,多年来就有许多重大计划。例如,上海科教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牛津的七卷本《技术史》和《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并将很快出版《科学发现编年史》。陈欣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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