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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校长:取消行政级别会弱化高等教育地位

来源:www.timetimetime.net 时间:2019-12-10 编辑:管理
作者:梅志清谢苗丰资料来源:南方日报发布时间:2010年

选择店铺名称:中小“大”中山大学校长:取消行政级别将削弱高等教育的地位

人大代表兼中山大学校长黄达。张有琼拍摄了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高调话题的照片。黄大总统一直用“冷眼睛”观察。校长一直希望对当前的中国教育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喜欢说“实话”。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黄达的代表们在这几天的会议中,每当有空档的时候,都抽出时间与宋海副省长、钟南山院士等几位代表“开了一个近距离的会议”。没有它,他们只希望自己的观点会更加成熟,在时间的长河中站稳脚跟,而不是捶着脑袋随风而逝的冲动。

对于备受期待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黄大校长认为,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应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事、财务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这一变化将导致中国大学之间出现新的竞争局面。他还呼吁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关注并参与《纲要》的制定过程,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实践,使《纲要》的制定成为一种总动员。

当人们猛烈抨击大学的“行政化”时,我们有没有陷入其他一些误解-

1“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没有行政部门

南方日报:最近,社会一直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你觉得这位大学校长怎么样?

黄达仁:我认为笼统地提到“大学去行政化”有点模糊。我认为所谓的“去行政化”问题应该是指减少或消除非学术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我在学校一直强调“大学是学术团体”和“教授是大学”。这些是我们应该努力实现的方向。因此,国内大学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必须以学术为核心,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我想强调的是,“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大学不需要行政部门。可以说,国内大学的行政部门,特别是高水平大学的行政部门,都围绕着学术中心工作。包括各级党委在内的行政部门基本上为教学和学术服务。他们的正常运作为大学提供了效率。据我所知,外国大学也是如此。许多着名大学的行政人员甚至超过了教师的数量。因此,大学中某些行政人员的分配并不等同于大学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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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去行政化”并不排斥杰出学者参与学术活动

南方日报:据报道,在今年的全国教学硕士100名获奖者中,90%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这是否意味着大学官僚主义现在非常严重?

黄达仁:如果大学里有所谓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前者拥有行政资源,起到协调和服务的作用,而后者拥有学术资源,所谓的教授在创造知识和发展学习方面发挥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交集。目前,高校一般都是专家型领导。许多院长和院长本身都是优秀的学者。有些实际上是学术职位,如教学和研究科主任和重点实验室主任。有些职位,如教育管理和科研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由教授担任。这不能一概而论。

我认为,当然,大学需要找到取得学术成就的学者来担任这样的职位,但他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位学者有行政职务就认为他是行政管理的代表。我看过统计数据。即使考虑到教学和研究科主任的职位,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任职的先决条件是教师的优秀教学和科研水平,那么我只是认为这个统计结果是合理的。简而言之,去行政化不能被理解为将这些杰出的学者排除在学术活动之外,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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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行业是行政导向的,如果大学是去行政导向的,它将削弱

南方日报:大学是去行政导向的。许多人担心取消现有大学的行政级别。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黄达仁: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最终目标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同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在社会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环境下,如果简单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认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但不会得到加强,反而可能会发挥削弱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要实现取消行政层级的目标,就必须推进事业单位和其他行业的机构改革,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体制和配套政策。否则,只谈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会有些突兀,容易引起误解。

我还想谈谈这样一个事实:大学干部,尤其是那些教授,上下都能做得更好。任命时,他们是院长、秘书和董事。他们不再被任命为医院的教授或医生,也不再保留任何职位。

自主办学

依法办学是否意味着大学可以尝试任何不受法律禁止的事情?

南方日报:现在很多大学都关心《纲要》中提到的办学自主权。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注意到《纲要》强调依法办学的必要性。我认为这很重要。我们能不能说,在高校实施办学自主权的目标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什么是不允许做的,学院和大学就可以尝试。这才是真正的自治。然而,在当前的办学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宏观分权、微观权力集中、普遍认同和具体分歧”。例如,两年前,教育部和广东省提议在珠江三角洲建立一个“国家综合教育改革示范区”。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开展学术活动和各种合作交流项目时,仍然需要一个接一个地向主管部门汇报。到目前为止,在所谓“示范区”的概念下,大学独立实施的体制和机制没有创新。

高校聘任制

一些试点高校可以选择退出机制吗?

南方日报:你希望有什么样的自主权?

黄达仁:我想谈谈财务和人事。在财政方面,目前高校的筹资体系主要由经常性资金和专项资金组成,占很大比例。其中一些资金是专项资金(如基础科研费、重点实验室资金等)。),其他通过招标、评估等方法获得。它们的用途受到严格限制。当然,教育部努力以各种特殊形式为教育系统提供财政支持。作为一所大学,我们非常理解和支持它,但是对资金使用的限制太大了。如果国家能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部门或拨款委员会能合理分配经费,那么大学就能集中精力提高教育质量。这也是“促进政校分离、管治分离”和实现办学自主权的最重要方面。

就我学校的感受而言,人事制度的自主性实施得比较好,但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谈一谈。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实行聘任制,一些教师不符合学校要求或希望离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在社会福利方面得到合理的说明和承认,例如在高等院校的工作年限,因此他们不能顺利离开学校,特别是在企业单位。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高校人才退出机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否利用《纲要》的机会制定和实施,考虑选择部分高校作为试点,建立合理有效的高校人员退出补偿机制,为退出者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

养老金和养老金

我们能考虑逐步将大学员工的退休金纳入社会保障吗

南方日报:CUHK在这方面有具体的考虑吗?

黄达仁:我们有一个想法,建立一个适合我国事业单位实际情况的退休保障制度,即把目前实行的退休福利调整为符合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养老金和单位设立的“养老金”。

我认为我们可以考虑将大学雇员退休福利中的养老金部分分开,并将其与社会保障挂钩。养老金享受标准与受益人是否是大学雇员无关,而只与它支付的标准有关。这可以避免目前关于公共机构的养老金标准是“依赖企业”还是“依赖公务员”的争论。随着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逐步将高校职工养老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应该不难。

养老金应该是大学工作人员的一种福利制度,它与工资标准、职位、服务年限和对大学的贡献程度有关。为了与建立合理有效的大学人员离职补偿机制相衔接,这里的“养恤金”一词可以作广义的定义,即对于达到规定退休年龄的人,他们被视为“养恤金”,而对于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因各种原因离职的人,他们被视为“离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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